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妥生民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
没多少人想到兔子不拉屎的凤阳来，朱元璋自有他的办法。洪武时人胡干在浙江人吴季可的墓志铭中提到这次移民。吴氏为浙江兰溪人，“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贫民无田者至中都凤阳养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系相疾视，皆有难色，独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戒其子，宜体上德意，无以私废义公临事有为，类多如此”胡干《胡仲子集》，《吴季可墓志铭》。从这个记载，可见此次移民的强迫性和残酷性。
复于京内物色数日，乃知英还矣。命召复劳再见，久未至。再命召之，告者乃云英亡。
生存斗争的压力抑制了他对故乡的热念，如今全国大势已经初步明朗，三分天下，他已有其二，可以喘一口气了。接到故乡收复的消息，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思乡之情如同洪水决堤，居然一发不可收拾。故乡记忆在脑海中一下子全面复活，一片片一刻不停地闪过。他感慨道：“濠，吾家也。济如此，我有国无家可乎！”攻下濠州这一天，正好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他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三天，距他母亲病逝的忌日尚有十三天。此时，攻灭东吴的第一个作战计划即将完成，第二个作战计划尚未开始，他决定利用短暂的间歇时间，回濠州省墓。
这次大屠杀的抓手是蓝玉。
为了把这个资质平庸的长子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朱元璋费尽了心血。
其一，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死。公侯与者，初犯再犯免其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讨，与者受者，不在此限。
除了名爵之外，朱元璋更报以实打实的财富。大封功臣的典礼上，朱元璋公布了公侯们的俸禄数：韩国公李善长食禄四千石，魏国公徐达五千石，郑国公常茂以下俱三千石。中山侯汤和以下皆一千五百石。除了俸禄，还有赐田。洪武三年十二月，“赐魏国公徐达以下勋臣田有差”。传统时代，土地才是铁打的财富，原来这些田无一亩的贫农们现在都成了帝国内的头等大地主。
《教民榜文》中他规定，一些次要的司法事务，例如家务、骂架和斗殴等纠纷都可由老人和里甲来审断。官员们不许干预诉讼过程，也不许接管判决事宜。如果地方当局干预了关于老人的案件，其他老人可以直接奏报给皇帝，那么，官员们可能自动地被牵连进这名受审老人罪行中去。当然，人命大案等还应报告政府来审理。
“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明初“吴中四杰”之首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读到高启创作的《上梁文》中，以“龙盘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
朱元璋大发雷霆，立刻召见文臣，宣布即日起“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千百年来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吃冷猪肉的资格。
最奇怪的一条是这个规定：
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及至进用后生，皆是年壮英俊。初，父母且贤，致令习学经书，通达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宠爱之道，得其宜也。
洪武朝的流动宣传员
民间拜礼，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师范，婢仆见本使，行顿首四拜礼；其余长幼亲戚，各以序行顿首再拜礼。平交，行控首再拜礼。揖礼则长幼随宜行之。
也就是说，元政权建纲立纪的工作做得不好，大权落到权臣之手，人心因此涣散，天下因此动乱。所以刚刚当上吴王之后，朱元璋就宣布，礼仪工作是建设国家的第一步：“建国之初，先正纲纪，纲纪先礼。”
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也不许改”的东西都有些什么内容。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臾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不过，村长自有村长的办法。为了一个人的“省心”，他必须使其他人都“静心”或者“无心”。在朱元璋看来，要保证天下千秋万代永远姓朱，最彻底、最稳妥的办法是把帝国的每一个成员都牢牢地、永远地控制起来，让每个人都没有可能乱说乱动。就像传说中的毒蜘蛛，朱元璋盘踞在帝国的中心，放射出无数条又黏又长的蛛丝，把整个帝国缠裹得结结实实。他希望他的蛛丝能缚住帝国时间之钟，让帝国千秋万代，永远处于停滞状态。然后，他又要在民众的脑髓里注射从历代思想库中精炼出来的毒汁，使整个中国的神经被麻痹成植物状态，换句话说，就是从根本上扼杀每个人的个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他们驯化成专门提供粮食的顺民。这样，他及他的子子孙孙，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享用人民的膏血，即使是最无能的后代，也不至于被推翻。
《教民榜文》即命令所有的村庄置大鼓一面，到耕种时节，清晨鼓声一响，全村人丁都要会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怠惰者，由里老督责。里老放纵不管、未加劝督的，则严加惩罚。他还规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者“皆论如律”。
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中国起源很早，然而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
在传统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丛吸血的庞大根须，每一滴膏血都最终源自社会最底层。因此，从社会底层向上望去，视野中所见的景象自然是一张张贪婪的面孔，是“无官不贪”，“无官不可杀”。中国的农民起义，与其说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不如说是农民阶级对官僚阶层的反抗。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不是地主黑手里悬的霸主鞭，而是各级官吏们催粮催款敲诈勒索时的凶残嘴脸。中国老百姓说得简单而明白：“官逼民反”。在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起义中被屠戮最惨的都是官僚阶层而不是地主阶级。
正如邹潘在《天潢玉牒》中所说的那样，朱元璋一生“诚心爱民，尤其同情贫弱之人，一说起稼穑之艰苦，每每为之涕泣；他对于富豪大户兼并他人土地，贪官污吏榨取百姓钱财，深恶疾之，犯者必置诸法”。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对农民和地主爱憎分明的皇帝，绝无仅有。
他对驾驭特务很有经验，早在江西之时，他派卫士何必聚到袁州侦察敌情，何必聚回来向他汇报后，他不相信：“汝到袁州有何为记？”何答“平章门有二石狮，吾断其尾尖”。后来攻占袁州后，他还专门检查此事，检查属实后才放心。史料提供的情况表明，朱元璋的特务侦察手段是相当有效的。正是这些侦察活动所得到的材料，为他的正确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来到郭子兴军前的朱元璋已经是一块好铁。上天在不经意间，安排给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一个出色的大脑。而从小经历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给了朱元璋健壮的身躯的同时，也给了他一颗冷酷的心，给了他高度的自制力。
自学成才的军事家
李善长说：汉高祖刘邦！他和您一样，也是起自草野，现在的形势，和当初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们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因此，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四月，朱元璋和郭天叙、张天佑一起接受小明王的封号，在和州建立都元帅府，奉龙凤为正朔。果然如朱元璋所料，主帅新死，孤军难立，外部形势如此紧张，郭张二人也没有主意，不知道怎么应付，因此凡事都是听朱元璋的。朱元璋虽位居第三，实际上却成了都元帅府的主帅。
而一旦给他更大的空间，他的能力更加挥洒无余。南下的路上，朱元璋的江湖手段得以牛刀小试。出发不久，他听说定远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孤军乏粮，在元军与起义军之间左右为难，不知投向哪一方为好。朱元璋亲自前去招降，到了张家堡，巧舌如簧，封官许愿，这支武装的首领大为心动，答应三天后来投朱军。朱元璋大喜，回去等候。不料第二天，又有另一支起义军前去招降这支武装，条件比朱元璋开出的要好，他们变了卦，准备他投。朱元璋一听到消息，当机立断，骑马赶到张家堡外，派人去请首领，说有要事相商。首领一到，朱元璋立刻缴了他的械，派人把他押回朱军，然后又派人到张家堡，说首领又变计，转投朱军。手下不知是计，三千义军放火烧了兵营，跟随而来。首领无法，只好承认了既成事实。就这样，三千地主武装被朱元璋软硬兼施，用欺骗手段招降成功。
原来，至正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安徽定远的大地主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借白莲教声势起兵，也以红巾为号，“衣巾皆绛”。附近农民几万人“弃农业，执刀器”，纷纷前往投奔。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等五位“节制元帅”率领这支队伍，一举攻占了濠州，皇觉寺所在地区被纳入农民军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