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朱元璋不仅仅要决定他生时的帝国面貌，他还要预先设定好他死后每个接班人的行动轨迹。
历代王朝后期都会出现一种社会情形，就是豪强地主贵族等势力之家，招收人口，隐瞒土地，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黄册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户人家逃税。同时，豪家大户通过种种手段逃避税赋，将负担转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两极分化越来越激烈，最终会吞没这个王朝。黄册制度也可以把这一现象压制在最低范围。因此嘉靖年间有官员说：
虽然同为农民天子，朱元璋的个性和刘邦完全不同。刘邦骨子里有股无法无天的放荡豁达，他见到始皇车驾，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大丈夫当如是也！”攻下咸阳之后，他沉湎于秦朝故宫的金帛女子，一门心思想住下来快活一番，还是在身边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之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由此可见其享乐主义的性格。而在朱元璋的字典中从来没有“休息”二字。穿上皇袍后，他没有把一分钟的时间浪费于享受胜利之中，而是匆匆奔向下一个目标：巩固帝业。在农村，家中有了几块银子，还要深埋进坑洞或灶间，何况这么大的家业，怎能不妥加打点遍数古今中外，找不到比朱元璋更热爱“安定”的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爱甚至成了一种偏执和狂热。从心理学角度讲，朱元璋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强迫症患者。强迫症患者往往意志超人般坚强，他们倾向用自己的意志来规定世界，最不能忍受的是混沌的无秩序状态。他们渴望把一切安排得条理分明，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按部就班。比如，在生活中他会要求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摆放有序：洗漱间挂的毛巾花纹要对齐，刷牙杯子的手柄要一致，厨房用品摆放位置要固定。甚至性生活都要严格按规定，固定在星期几。
《永春县志》亦载：“国初最重农桑之政，令天下府州县提调官用心劝论农民趁时种植，计地栽桑，计桑科绢，府州县俱有定额。然地各有宜，两浙宜桑，山东河南等处宜木棉，如永春则宜麻苎，当随地而取之。今有地不种桑，递年输绢，取办于通县丁粮。”
移民们一队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拉着家里的坛坛罐罐洒泪告别送行的父老乡亲。无论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盛夏酷暑，在押解人的斥骂声中，走在前途未卜的道路上，一路上抛下因生病或者饥寒交迫而倒下的同伴。
《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吴宽说他的家乡长洲今苏州在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并谈及三吴地区的情况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尽”，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张涛、莫礼、张瑾、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
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朱元璋终生关心农民，理解农民，同情农民。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应该说，在当时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一举攻克元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是风险也确实存在。当时的元朝还保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只是他们正忙于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朱元璋的军事部署则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虽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宁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愿冒哪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风险。
他授意陈友谅的前老友康茂才亲笔给陈友谅写了一封诈降信：“作书遣使伪降友谅为内应，招之速来。”急功近利的陈友谅果然喜出望外，与康茂才约定在江东桥会合，里应外合攻取南京。
收买文化名人
三十一岁、三十二岁这两年，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根据地扩展一倍。与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
实权与虚名
彭大、赵均用都有可能当皇帝，他朱元璋为什么不能呢？
净土宗比方便面还要方便。它不需要你钻研什么佛经，也不需要你苦苦修行，它只要你会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可以。它的理论是，一声“阿弥陀佛”可以免除几十亿劫的罪过。只要你不停地念佛，积累的功德就越来越多，等到阿弥陀佛被你烦到不行了，就得把你救出苦海，往生净土。
他从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变成了把人不当人的冷酷无情的人。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人们的痛感神经。而江湖上历来崇拜暴力，江湖上的英雄是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老大。江湖经历使他明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生存，心一定要硬，要冷，要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经历过多次惨痛教训后的他认定，只有那些最狠毒的人，才能在恶性生存竞争中抓住也许是唯一的机会。从外面的世界回到孤庄村，人们发现，这个少年已经长成了成人，眼睛里的热情、天真不见了，却多了一丝瘆人的阴凉之气。用史书上的话来说就是“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老朱家的惨景，让邻里都为之忧愁。刘德的一位远房本家刘继祖是村中另一个大户，看到此情此景，派儿子刘英把元璋兄弟叫到家里，给他们吃了一顿热饭，然后说，你父母都是老实忠厚人，死后不能没个葬身的地方。我村东那块地，地角那半分，地势比较高，做坟地可以，你们要是不嫌弃，就送给你们吧。
农民式思维
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虑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学院的入门资格，或许能够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他规定金绣、锦绣、绫罗这样的材料只能由贵族和官员们使用，普通老百姓不管多有钱，也不能用这些材料来做衣服。老百姓的衣料只限于四种：
绸、绢、素纱、布。一般来讲，商人经济实力比较强，偏偏规定商人低人一等，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农民家里只要有一人做生意，则全家不许穿绸穿纱。
除皇族外，官员百姓的衣服上不能绣飞鱼、大鹏、狮子等图案，不许用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不许使用黑、紫、绿、柳黄、姜黄、明黄等色。老百姓的首饰上不许使用黄金、白玉、珍珠、翠玉，只许用银子。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规定老百姓不许戴“四带巾”束发。他发明了一种网巾，四四方方，其形状与“四方平定”相谐，因此命名“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全国百姓都要服用。洪武二十二年又规定农民可以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但非务农者则绝对不可戴用。至于官员，除洪武初年制定详细的官帽细则外，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命令文武官员遇雨时可以戴雨帽，因公出差在外时也可以戴遮阳帽，入城后则不许戴。洪武末年，为体现皇帝对读书人的特别关照，特别开恩，允许读书人在天热时戴遮阳帽。
朱元璋对穿靴子特别重视，他规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即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装饰。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访，发现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绣了花纹，勃然大怒，回宫后，“以民间违禁，靴巧裁花样，嵌以金线蓝条”，专门下令，严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后来北方官员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过不了冬。朱元璋遂格外开恩，“惟北地寒苦，许用牛皮直缝靴”。就是说可以穿靴，但只许穿牛皮的，只许做成“直缝靴”这一种样式。
百官入朝时赶上下雨，都穿钉靴，踩在石板路上声音很大。朱元璋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洪武六年下令说：“古者入朝都穿履，自唐朝起始用靴。
如今叫官员们带上软底皮鞋，进宫后就套在靴外，出朝则可以脱下来。”
朱元璋的服装政策中，除了对商人的歧视外，更明显的是对艺人、倡优、乐工的歧视。洪武元年，朱元璋命“乐妓不许与庶民妻同，乐工服冠皂青字顶，系红绿帛带”。又命妓院内“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令妓妇戴角冠，身穿皂褚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刘辰《明朝国初事迹》。“绿帽子”这个称呼，就是起源于此项规定。
朱元璋对这项工作兴趣极大，对每个细节都反复推敲，详细考究。为了保证他的指示严格贯彻，他还专门设置“礼房吏”，来检查全国人民的服装。不遵守规定，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如果官员庶民在衣服上绣了皇族才能用的龙凤花纹，那么就要挨一百大棍，罚做三年徒刑：“若僭用违禁龙凤纹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
朱元璋晚年曾经有一次微服私访，见一群军人和城市游民，将靴子的高帮截短，还用金线作装饰，聚在一起踢球玩耍。朱元璋遂命人将他们锁住带到五城兵马司，将他们均砍了脚。由于朱元璋的严刑峻法，服制规定在洪武年间贯彻得很好。正如明人所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年间，人遵画一之法。”
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这些规定又成了明朝的祖制，被历代皇帝严格遵守。比如万历年间，有的读书人倚恃皇朝重视知识分子，得意忘形，冬天居然戴起了暖耳。万历皇帝勃然大怒，专门下诏禁读书人戴暖耳，违者“五城御史送问”。
不许随地吐痰
第二是规定了全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如何行礼。
礼仪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君臣之礼。
朱元璋刚当皇帝那两年，朝廷礼仪比较粗略，“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序者”。到洪武三年，礼治规定正式颁布，大明王朝的上朝仪式才明确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洪武三年之后，大臣们入宫拜见朱元璋时需要遵守些什么规定：
凡入午门，勿相跑拜、拱揖。入朝官坐立，毋越其等，毋谈笑喧哗，指画窥望；行则容止端庄，步武相连；立则拱手正身，毋辄穿越。
就是说，官员们进了午门之后，就不许乱走乱跑乱动，四处窥视，相互之间也不许行礼寒喧，甚至不许指指点点。要走路，就要一个接一个整整齐齐地走，要站着，就要立正拱手而立。
那么，在皇帝面前，又应该怎么样呢：
凡近侍御前，勿咳嗽、吐唾……如赐坐即坐，不许推让；既坐之后，或被顾问，最先一次起立，奏对毕即坐，若复有所问不必更起；同列侍坐或被顾问，一人奏对，余皆静听，毋搀言剿说；如各有所见，侯其人言毕，方许前陈；凡诸儒官于御前奏事或进呈文字，恐有口气，体气，须退立二三步，毋辄进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