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乌托邦探索
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明初移民的记载和传说，却一律充满了悲苦和辛酸。民间传说，当时为防止人们半路逃归，每登记一人，在脚小趾上划一小口，所以山西移民皆为小趾重甲；长绳捆绑，押解上路。由此人们都养成了背手习惯。连小便都要报告长官，由军人解开手，才能行事，所以华北各地，都把上厕所叫做解手。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发生“南北榜”事件因录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发北方考生质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杀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后，朱元璋“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祸。由于大批地主私田被没收变为官田，明政府的田赋收入飞跃式增长。苏州府在元末应纳秋粮米八十八万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跃增至二百九十余万石，翻了三倍还多。松江府也从六十六万余石骤升至一百四十万余石，涨了二倍有余。
他定一定神，心里默默地说：“爸、妈，不光你们想不到，儿子自己也没想到能有今天。”
之所以要竭尽全力“保家”，不仅仅是因为“家”得来不易，也是因为一旦失去，他的家族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
由于接连的胜利，大部分将领主张“直捣元都”，一举统一中国。而朱元璋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农民的谨慎心态，使朱元璋在指挥作战时，从不像其他流民领袖那样凭一时血气之勇。
龙凤六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初十，求战心切的陈友谅冒险率领舟师东下，直趋应天，进入了朱元璋布下的埋伏圈。时值退潮，战船搁浅，朱元璋部内外夹击，把陈友谅军打得晕头转向，士卒被杀和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陈友谅换乘小舟逃走，朱元璋部乘胜追击，占领了陈友谅的大片领土，缴获百余艘巨舰和几百条战船。
吴王旨令说与总兵官徐达，攻破高邮之时，城中杀死小军数多，头目不曾杀一个。今军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头目青黄旗招诱之力，不是你的功劳！如是三月已过，淮安未下，你不杀人的缘故，自说将来！依奉施行之。
三十三、三十四岁这两年，他两次击退陈友谅的进攻，并在三十四岁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
虽然是凭借赫赫战功升到此位，但是其他总兵官中许多人却对此心怀怨言。原因当然是朱元璋年纪轻、资历浅，蹿升太快、太得宠。他们仗着是郭子兴的老部下，又比朱元璋年长许多，在朱元璋面前倚老卖老，朱元璋经常指挥不动。特别是郭子兴的妻弟，攻取和州的张天佑，看到总兵官的职位没有给他而是给了出谋划策的朱元璋，更是暗自不服。每次总兵官集体议事时，因朱元璋位列总兵官之首，所以理所当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那些老资格的军官因此大为不惬，在背后飞短流长，说什么朱元璋是靠着“娇客”
以退为进，独立发展
朱元璋一向为人做事的特点是认真敬业。从他登基后仍然对佛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事实看，他在三年和尚生涯中，对佛教经典确实是下了点功夫的。《皇明本纪》说他从此“始知立志勤学”；《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在这时他似乎开始学习认字并简单地研修佛教经文。他的理解力很好，记忆力也很强”。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做道场，吹法螺，这是和尚收入的最大来源。后半生他有几种可能的选择：也许是继续做和尚，也许积点钱买几亩地还俗做农民，也许会学门技术，做个木匠或者瓦匠。只有军人不在选择之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军人是风险最大的职业，实在不符合他谨慎的本性。
从一介顺民到狡猾野兽
自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朱元璋感受最多的就是这个世界的严酷。在这个寒冷的世界上，只有家庭给朱元璋带来了一点点温暖。如今，连这点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也没有了，他生命中唯一一点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2155年间，就有1056次旱灾和l029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
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大明王朝继承了元代严格的职业世袭制，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军人、工匠三大类，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比如工匠之中，还分为厨子、裁缝、船夫等。军户之中，还细分为力士、弓兵、铺兵等。民户之中，除了普通农民外，还有沿海晒盐的灶户，为军队养马的马户，给皇帝家看坟的陵户，管园的园户，种茶的茶户。此外还有什么米户、囤户、菜户、渔户、窑户、酒户、蛋户、站户、坛户、女户、丐户等等，计八十种以上。栾成显《赋役黄册与明代等级身份》“籍不准乱，役皆永充。”也就是说，职业先天决定，代代世袭，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军人，那么你的子子孙孙世世都是军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书一职，不许脱离军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缝，那么你和你的后代永远都得以裁缝为生，不管你是六指还是残疾。
把人口分门别类后，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严厉周密的户口制度，也称黄册1制度。
人口统计登记在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精确、科学的组织，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可以想见，在当时的通讯、交通、统计技术条件下，进行精确的人口登记会遇到多大的难度。不过，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威力无穷。他在洪武初年发布的命令说：“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户口还不明白了哩……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这些军人去各州县里，下到地里去一本本地核查，看老百姓们写得真不真。经核查属实的便是好百姓，不属实的便拿来做军。如果有官吏敢隐藏户口的，将那官吏处斩。百姓们有躲避了的，依律要定了罪，通拿来做军。钦此。”
他规定，全国人民一律编入户口，户口本上，要详细写明他家人口的姓名、职业、年龄以及田产等基本信息。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宣布中国户籍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帝国的军队组成一支支工作队，手持武器，深入各地的乡村田野，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登记造册，因为户口册的封面用黄纸，所以称为“黄册”。
洪武时期的人口登记工作是在不断强化的血淋淋的法条下进行的。洪武二十四年，因为在人口登记中发现了弄虚作假行为，朱元璋又下命令，所有户口本都必须由家长本人亲自填写或者亲自口报，绝不许别人代为包办，如果有包办作弊，或者隐瞒人口不报的，经手人员“一体处死，隐瞒人户，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
这样规模浩大的人口登记每十年重新进行一次，每家每户微小的变化，都细致地表现在户口本上。在高压政策、精密组织以及朱元璋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合力之下，洪武年间的人口调查工作准确度极高。全国的户口被调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面就是一份明代户口本上的内容：
林荣一，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计家五口。
男丁二口：成丁一口，林荣一，年三十九岁。
不成丁一口，男阿寿，年五岁。
妇女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岁；女阿换，年十二岁；次女阿周，年八岁。
1明代黄册乃是登记天下人口和土地的档案，其中登记人口及其财产状况的叫黄册，绘制全国土地田亩的叫鱼鳞册，因套用黄色封面，故总称“黄册”。
产业：屋一间一披，田自己民田，地六亩三分五毫。
洪武四年x月x日
玄武湖的秘密
今天的玄武湖，是南京最吸引人的名胜之一，常年热闹非凡。
游人们可能很难想到，在三百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禁区，警卫森严，人迹罕至。
森严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在大明王朝时代来到玄武湖，会看到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军队，神情严肃地来回巡察。史载其时的制度是军官“带同弓兵、军士、地方火甲人等昼夜往来，沿湖巡察”《后湖志》，以防止任何人试图接近湖区。你试图眺望一下湖水，就有可能被逮捕。
沿湖周围的土地，不许农民耕种。原有的农田，一律任其荒芜。湖边不但不许打渔，也不许采樵放牧，有人试图闯进湖区，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湖曰禁湖，地曰禁地，例必曰禁例，而船必曰禁船，以至樵采渔牧之有罚，巡视守护之有人，而擅越湖者必以重治”《后湖志》。
不仅老百姓不能接近，就是官员甚至天子近臣也不能擅自来到这里。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十一月，奉皇帝钦命到两广公干的太监郭镛路过南京。此人是皇帝的宠信，在宫中地位颇高。听说玄武湖风景甚佳，遂带领随从二十余人，驾船到此一游。不料当朝监察御史孙纹当即以“故违禁例”、“擅游禁地”之名，迅即将此事报告给皇上，说“太监郭墉……虽祖宗严禁之地偃然不顾，前去游憩……坏国家之成法，起都人之惊猜，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可一世的郭镛因此丢掉了两广公干的美差，灰溜溜回到了北京。
一片普通的湖泊，为什么如此戒备森严呢？
原来，玄武湖中的岛屿上，建有“黄册库”，存放着大明王朝的户口本。对户口黄册何以如此紧张？因为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是约束大明百姓的紧箍咒。
具体地说，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离开了这些户口本儿，大明王朝就没法运转。
职业世袭制虽然自然方便了社会的管理，却在社会成员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军户，就承担着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务。
首先，每一个军户家庭必须出至少一个男人到所属军队卫、所当兵，叫“正军”。今天参军入伍，路费、军装、士兵生活都由国家负担，而明代此类费用却都是由“军户”自己承担。“正军”一旦接到国家发来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为他出“购置军装之费”、“买娶军妻之费”、“解送道路之费”、“军丁口粮之费”，所以“正军”上路，往往会使许多军户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还要另出一个男人随“正军”一起来到军队，他的任务是在军队屯田种地，打出粮食换钱，供给“正军”吃穿花用。虽然说名义上国家规定，“军户”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减免些赋役，但其实减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耻为军”，正如“充军”这个词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参军，就如同当了犯人，“有如弃市”《大学衍义补》。军户之子，连娶老婆都困难，许多人四十岁了还结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军户”，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虑与为婚姻，徭赋将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黄宗载传》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摆脱军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大量军人逃亡潮。据《明史》兵志记载，到洪武三年，全国有记载的逃亡军人，就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这是统治者绝对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就无法维持国防力量。
而黄册制度或者说户口制度，可以有效防止人们改变户籍。朱元璋建立黄册制度，要求全国每家每户，每十年一次，将自己的户口黄册报送到京师保存。全国山陬海隅每村每乡每个人的个人信息，都被国家机器所清楚掌握。这样官府如果怀疑你是“逃军”，就会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户口黄册，和南京黄册库中的黄册进行对比。这一对比，就能发现你祖上是什么职业，让你逃无可逃。这就是所谓“惟据旧籍以查驳，庶欺隐者、改窜者始不能逃”
《后湖志》。
所以后来在弘治五年，南京户科给事中杨廉根据朱元璋的立法精神，这样说明黄册制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旧例，藏民册后湖，法禁严重，不许诸人窥伺，其深谋远虑固非一端。至于今日各处远年之册无多，而军民各籍大势不敢紊乱者，诚惧册籍之独存于后湖也。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黄册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没法买通官员，改换户口。用明清史学家韦庆远的说法，黄册就是全国百姓的“紧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户于死命的最后王牌。
实行黄册制度的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百姓随便迁徙。朱元璋想把全国人民都变成植物，不但不许随便改变职业，也一辈子不许随便迁移。“如今士农工商都要各守本业，医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
把人植物化只是朱元璋一个人美好的梦想。人毕竟是拥有双腿的动物，走亲访友，外出经商的权利实在无法剥夺。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办事怎么办？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开“介绍信”。如果需要出门，请你到官府登记，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后给你开“介绍信”，或者叫“通行证”，用当时的话来讲，叫作“路引”。朱元璋规定，全国人民，凡出门百里之外，就必须办理通行证。到每村每镇，吃饭投宿，都要检查通行证。
朱元璋教导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看看他的穿着打扮，行动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证上写的职业相同。”如果不带通行证出门，要受到严惩：“凡没有通行证私自出门者，打八十棍。经过关口不走正门，过河不由法定渡口而过的，打九十棍，偷越国境的，处绞刑。”
如果某地发生灾荒，人们跑到外地要饭谋生，即使成功偷越了关卡，也会在造黄册时被发现，“所在有司，必须穷究所逃去处，移文勾取赴官，依律问罪”《明会典》卷二十，黄册。
也就是说“地方有关部门必然穷究你逃到何处，行文到那里，令当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问你的罪”。官府会要求你报出自己的户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黄册库中的信息进行核对，这样，你想谎报户口，随便到其他地方落户的企图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继续入黄册。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