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他们要求出院。我经过他的床时，他第一次和我说话，他的声音有些虚弱，但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冷漠。他指着照片对我说：“那是我没病的时候，那时我在一个酒吧做乐队。你在这里看到的人都是一起的，我们的乐队名字当时就叫‘肺癌’。真是一种巧合。”他的目光中跳动过一丝火花，但旋即熄灭了。我的心像被什么重物撞击了一下，我勉强挤出笑意：“很不错，你以前一定是个很棒的乐手,我是个穷学生，没有机会去你的酒吧听你的演奏。”他摇了摇头，似乎为我没有去过酒吧可惜，又似乎为自己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惋惜。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我突然觉得很沉重，这也是我在医院里感觉最不适应的事情，那就是，我和这个即将分别的人将是永远的分别，在那些我看不到他的日子，他必将痛苦的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了最终的结果，所以我宁愿我和他没有相识。
他是我刚刚进入这个科室时注意的第一个病人。（图片）那时他的头还没有脱落，而且蓄得很长，经过仔细的梳理在脑后形成了一个马尾。一般三十多岁的男子并不会这样做，所以他让我感觉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大概也是看多了港台的警匪片，有时也觉得他像一个地痞流氓或者黑帮老大。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倾向于后者。他没有像是亲属那样的陪护人，只有三个年纪和他相仿的男女在这里轮换。那三个人也差不多是同样的装束，一个看起来稍微老点的穿着上略显正规，而一个女子则打扮的很另类，经常是一身破牛仔装，草草梳理的头，两个硕大的耳环和染红的指甲让人想到解放前上海夜总会里的歌女。
进入病房的时候刚好两个病人都不在，有一个胖胖的女人正在窗口往外看，那个角度是我学校的方向。
“他们临床的实习生，还一天到晚盼着有手术呢，不过我们就没这种感觉，上手术都是带着一种玩的心情。”我突然之间想到了这点，也就顺着嘴说了出来。
“这么快？”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了很吃惊的神色，或者在她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哥很轻地叹了口气，但我还是听到了。“有孩子了是吧？”
“有一点小的问题。”哥说这句话的语很慢，然后递上那张单子，“现你的两侧卵巢存在不明性质的病变，这可能对你的手术产生一些影响。”
他的心率和呼吸又基本恢复了正常，但是对来自床边的呼唤再也没有一丝的反应。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一个人，还要有人来与你共享。或者在刚刚那个时候，他真正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躯壳，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据传说，中国古代的湘西赶尸术，就是在这个阶段用药物控制大脑，制造可以执行特殊指令的活死人，也就是传说中的僵尸。这只是听说罢了，在现在这个社会，早就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存在，而且也没有人能肯定这个大脑还能控制他的肉体。
病人早就不怎么说话。我记得他说得最多的一次是一个晚上。我陪另外一个医生值班，这时家属叫我过去看一下。也不知为什么，病人突然吵着要下床，但那时他已经不可能再站起来。家属拗不过他，理顺了他身上的管子，把他的腿放下来，然后让他自己去试。在病人一下子瘫软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难过——他也曾有过站立的日子，但是那种感觉再也不可能找回了。
哥并不去多解释什么，一边检查病人的腿，一边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我忽然觉得死亡的可怕不是结束，而是在痛苦中坚持！这个时候的痛苦感觉，只有病人自己知道，但是他已经无法表达，无法为自己的结束做出选择。他必须无条件接受自己亲属的安排。既然死是生必然的尽头，为什么不让生命就这样安静的离开？
普一科的护士也是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印象的。同学们下班聚到一起，说起那些护士，几乎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也足以看出她们的名声之浩大、影响之深远。能有如此的知名度不是因为她们温柔漂亮，而是恰恰相反，一个一个长得又老又丑，并且极为粗暴，说话的声音更是没有一点温柔的成份，不仅病人经常被她们呼来喊去，实习生、住院医生、主治，甚至教授都难逃噩运，仿佛她们才是这里的主力和高贵种族，我们都是佣人和低劣人种。
老人抬起头，喉咙里低低地嗯了一声，接过女儿拿出的饭却许久没有动。女儿叹了口气，像是要哭出来的样子，转身到洗手间去了；我同样不想看到这样的情景，和夏朝打了个招呼，离开了医院。
“医生，他现在很难受，你们能不能处理一下？”十几分钟以后，牛仔站在办公室门口，他的表情看起来更痛苦，焦急的声音透着不安。
据说琴文的爸爸也来了，可是我没有看到。那天他的父母一天都不在，一直是他奶奶看护着病人。傍晚的时候，他妈妈一个人回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明显感觉到她说话的口气和方式变了，很多词语都不可能出自她的思考。根据我们专业学的医疗卫生方面法规和医疗事故处理的基础，她应该是见了律师，而且是医疗专业的律师，深知医院和医疗过程中的一切弱点。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
如果他也没有办法建立起嗅觉反射（这一点一直没有人去证实），那么婴儿特有的感知也将不存在，于是他就不可能知道，在那些接触过他的身体里，哪一个才是自己的妈妈。
会诊就在科里的示教室进行，神经科、心内科、麻醉科、儿科、高压氧治疗科的主任都到了，另外还有一个人没有穿白大褂，据夏朝说是医务部的副主任。人们简单地寒喧了几句，然后一起到了病房，我和夏朝也跟在后面。
取完病理标本送检，拔出纤维镜，整个检查即便结束。我没有等他们，自己一个人先回到了办公室。“结果怎么样？”夏朝一见我回来就问。
“我也这样希望。”我轻轻的说了一句，像是对自己说。
“带膜的支架？”
“这就是在支架的表层涂有一层薄膜，可以在放置一定时间之后再拿出来而不会和周围的组织生粘连。因为老人年纪也大了，”边姐转向家属的方向说，“可能以后有什么情况出现，里面放一个支架会影响到气管切开术，所以用一个带膜的支架，等气管成型之后再取出来。”
家属略有所知地点着头，老人吃力地说，“我不求什么别的，活着就好好活，像个活着的样子，我不能要求像年轻时候那样了，人老了，就该活得简单一点，但是这简单不是将就。不管咱们下一步怎么治，我这里就两个要求，一个是能顺畅地出气，一个是能说话，咱们不当哑巴。”
边姐点着头说这能办到，一定能办到。我现他的脸上是一种渴望的表情。
我悄悄对比着眼前的老人和美国的莫里：同是教师，差不多同样的年纪，有着极为类似的思维，虽然一个面对的是疾病一个面对的是死亡，但他们的心态是一样，他们都在自己即将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里，寻找到了一种平衡。
这也是我在医院遇到的唯一一个只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老人。他想得到的，已经不是那些回忆里的东西，而是最有现实意义的生存条件。我也曾遇到过很多老年的病人，他们在患一场大病之后，总是希望有一天走下病床还是一个几十年前的他，于是这种希望的破灭便总是在瞬间让他们绝望。那些人，把自己的心锁在回忆中年轻的圈子里，然后在下床的一瞬间，才现衰老的来临，这是一种残酷的精神刺激，往往让人的脸色变得惨白，神情变得冷漠。在他们床前，你可以听到一声声的唉叹和极不情愿的话语：“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其实，假如他们很从容地接受岁月带来的年龄的变化，就完全可以体会到病愈的喜悦。
可以顺畅地出气，可以讲话，这两个简单的要求，在换了另外一个支架之后，我们都帮他达到了。
出院那天的老人显得格外精神，一个劲地向医生道谢。虽然他的声音还很嘶哑，而且他也将就此告别他的讲台，但是就像他说的，能够呼吸，能够说话，这对他已经足够了。我们也为他的康复而高兴，那种喜悦是只有医生才能体会到的。
“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无欲无求？”老人走后，我问边姐。
她想了一会说，“人不可能无欲无求，就像我们的病人，活着和健康就是他们的追求。但是很多人可以做到寡欲少求。”
我点点头，“那样感到幸福就容易多了。”
老人快乐的离开了，他的快乐也感染了我好几天。细想想在医院所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意义。有些东西是只有自己才会理解和意识到的，还是让它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吧。在这个科室里，我看到了什么叫做必然，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偶然。其实，不只是医院的科室，现实中都有着那么多的必然和偶然。我很希望每一个病人康复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