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会掏空思想,成为弯路,偏僻的和所谓不重要的,写作会这样运作,因此在写作时请求必须彻底消失。它必须被肢解,还原到最小的原来的部分,再组装实现自己。

我整日整周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和自身。我不清楚,我是否从里面将自己剖开,或者它们在我内部,直到我撤退到完美的非现实中。在我写下这个句子之前,这个句子观察着我。当我已知它是怎样的,我才开始写它。然而每次我很久都不知道它应该是怎样的,当我以为知道的时候。我必须不停地找啊找,不断寻找新的词语,新的组词顺序,组成适合的句子,使整个句子看起来宛若天成。

当人们对于社会现状有自己的解释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没有生存空间并热衷于讨论这一点的时候,不满的情绪就压过了恐惧。人们把独裁者的蛙肢解开来,它在挑衅。人们把手伸向它的脑袋,而且能意识到后果是什么。

就这方面来说,我的一个写作层面是那个吧纳特施瓦本的村落和我的童年。我搬到城市以后的那些来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是那个极权主义国家罗马尼亚。这个国家让一切经历都保留着自己的本身,因为权力的视线可以超越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后来称之为“极权主义”和“国家”的东西,只是一个偏远的可以被忽略的村落的延伸。

通过这种欺骗,我当时成功地融入了他们和他们无欲无求的生活中。是的,那是对于所有人,对于这种想法本身,对于精心钻营的伎俩的一种奴才式的想法。这也是一瞬间从卑躬屈膝到趾高气扬的精妙过渡。对于感知和别人的麻木的一场把戏。一切都是利用诡计和危险想象出来的。

在各种辩论中最有魔力的词当属修改庇护法。如果不同时出台移民法的话,即使修改了庇护法,也会是一切照旧。一切照旧的局面既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尽管如此,政治家依旧每天与鼠目寸光者结盟。

一位汉堡的儿科医生告诉过我,恰恰是年轻的父母在送孩子住院治疗时往往会说:“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与外国孩子住在一间病房里。”那位医生说,这些父母的孩子经常是得了很重的病,可他们为孩子担惊受怕的同时脑子里还有这么一句话,而且他们一点儿都不羞于把它说出口。

新年时我在报纸中读到:新年时的祝贺语“新年好!”源自意第绪语,却没有一本德国的字典中标明这一点。我问自己,一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早晚会琢磨一下,他们使用的语言中有哪些词汇是外来语。是不是永远和到处都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这些借用的词,而且他们看的时候是偷偷地用眼角一扫,就好像没有一种语言会受到什么馈赠似的。

有一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下大雪时房主没有义务扫雪和撒石头子防滑。雪下得不那么急时才需要拿起雪铲和沙石桶。鉴于这一理由,纽伦堡-菲尔特地区法院在星期三公布的判例中驳回了一名过路人的赔偿诉讼。这位妇女要求房主赔偿5000马克,因为她在大雪天摔倒在房主的房子前,股骨骨折。法官们却认为,房主‘只有在所采取的措施能奏效,具体到这里是能起防滑作用时’,才有义务铲雪和撒防滑石子。”

我在罗马住过一年,常去一家小菜店买菜。我第一次去那家店买东西时,售货员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从德国来。那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儿,他经历过法西斯时代。我用意大利语问候他,也用意大利语说出我想买的东西。但那位售货员与我打招呼时只用德语,而且那声调像狗吠,每个字都断裂成好几个音节。所有与德国有关的对他来说都是希特勒。每次我离开店时,他都在我身后迈着正步把我送到门口并说:是,一切正常。

“…我必须承认,我当时确实想把把埃里希·昂纳克描绘成我的同乡,他身上有萨尔人的各种印迹和特点。我甚至于把他的边防想法诊断为萨尔人误入歧途的象征。我错误地做出了执拗的断言,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家乡累积了太多的感受,是会把它们当做国际间的兄弟情感释放出来的。这会导致神经病患者的失误,这种失误缘于被压抑的反抗意志,鉴于有人想逃跑就会拉起铁丝网,鉴于有人渴望回家就会建起一堵墙。”

不仅是自己文章中的句子走入事物中,其他作家文章中的句子也会。人们读过的书中的句子也意味着什么。而具体感知的图像通常表现为所阅读的虚构的感知在头脑中的复制。具体在偶然并列的情况下并没有优先权。提示来自于头脑。人们读到的虚构的感知延长了,变强了。它占领了。不是头脑中的图像变成像这个地方,而是这个地方变得像头脑中的图像。所以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人只能看见自己知道的东西。

因为虚构的感知在回忆中觉得是真实和现实的,所有时代所有社会形态中的当权者对此感到害怕。他们害怕这种在回忆中觉得真实和现实的虚构感知的影响,害怕书籍、电影、绘画和音乐。

因为虚构的感知在回忆中会感到是真实的,它被当权者划分为一种为权力服务的和另一种不为权力服务的虚构感知。后一种虚构感知不为权力服务,所以不存在于极权社会中。不赞成的便是反对的。

当权者没有自己的想象。他们的想象总是对其他人想象的反应,是一种恐惧的想象。

当权者也没有虚构感知的感觉,代替其的是嗅觉。当权者对危险有灵敏的嗅觉,他们很快就能觉察出可能的危险,而且反应迅速。他们通过采取措施进行反应。这些因害怕虚构感知而产生的措施叫做审查。

对最不理解的地方当权者是最为恼怒的。他们认为自己看穿了虚构的感知,因为这些感知开始于当权者灭亡的地平线。他们在一切有怀疑的地方关上门。他们将自我怀疑隐藏,因为那看起来就像是毁灭。对自我怀疑的保护就是窥伺着他人的怀疑。窥伺和禁止。

我祖母的话也就是当权者的话:“魔鬼坐在镜子里。”

是的,魔鬼坐在虚构感知的不可揣摩中,坐在回忆时感到真实和现实的弯路上。

镜子中的魔鬼只有认识的人才会容忍,因为常常看到。他逃开魔鬼并带走镜子,为了再次遇见它。

一个从来没遇见过自己的人,一个放着镜子的人,害怕这样,就像他在别人的感知中被看见和虚构一样。

对于当权者最糟糕的是不存在的东西。它不冷不热,无法触摸。

放镜子的人几天后没有镜子会很显眼,就像看着他的眼睛在发光。在逃亡时没有带上对自己的惊恐的人,在别人眼中就像一个小偷。

权力的不幸在于对公众的强迫。当权力想要实行时,必须展现自己。

当权者因为他们的权力必须总是处于他人的目光下。他们多想把别人的眼球和目光也剥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