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瓜的炸开也恰恰正是那些“正常”的东西所应得的幻想。如果人们不回避这种敏感的话，人们就通过这种敏感从一时到另一时离开了被随意标上木桩的正常之路。
联邦总理至今在说出“右翼”这个词时，一定不忘提及“左翼”他知道，这次的事情与后者无关。恰恰是在左翼闹事的时候制定了相应法律和条文，而且从那时起还坚持不懈地专门培训了武装警察。当年在布若克多夫或克罗伊茨贝格，这支部队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于行动”那时仅仅是街道被占领或超市被点燃，如今活人被焚烧的时候这些警察哪儿去了？
我知道存在着“霍夫曼半自训小组”和其他一些每天到处乱闯的新纳粹小组。我也知道共和党和人民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的选票越来越多。我不相信在柏林、普福尔茨海姆、斯图加特或别的地方有什么“捣乱选民”尽管如此，我想这些煽风点火的人所说的话恰恰让他们露出了自己的马脚。
根据德国的迷信说法，谁要是看见流星就应该许个愿，因为这个愿望接下来就可以实现。而罗马尼亚的迷信说法却认为，有流星滑落的时候意味着有人在这一刻死去。在这两种语言中都用野鸡这一画面来比喻人，在德语中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爱吹牛的人，在罗马尼亚语中则指失败者。一种语言用这种禽的外表作为隐喻，另一种语言用它在猎人面前的无助性。因为野鸡不能飞，它得跑。而子弹却能飞，从而打中了它。德国的童话总是这么开篇：从前；而罗马尼亚的童话则这么开头：从前有一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
就是一般的词如商店、街道、理发师、警察，在日常使用时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为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本身就不同。人们无法两次学习同一门语言：我说的是从前说话时使用的相同的词，但现在我要赋予它们一些新的内涵。
西德难民营接收程序起到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它让人不再憧憬国家的统一。那些人们想与其统一的人受到了如此对待。没有想到的是统一的代价令人如此厌恶。这种伤害被遮掩了，但这并不能帮助伤口更快地愈合。此外，这些人也不是为了要待在西德，而是他们要离开东德…
科马内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罗马尼亚名字，并上了独裁者小儿子的床，为的是能在国外站在平衡木上。独裁者的影子跟着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动。她在外国的体育馆成为胜出者，但在自己国家她仍旧是个臣仆。赢得世界冠军赛的欢呼声一结束，她在“家里”就去独裁者那里表示感谢。她说，她在平衡木上获得的胜利全要归功于他的领导和智慧。齐奥塞斯库微笑着吻了她。当独裁者的儿子早就躺在别人的床上之后，她去了美国。后来人们听说她在那儿给内衣做广告。
那只德意志蛙把每个大家庭都朝外地束在一起。在里面，通过各种联系，暗涌着伤害、剥夺权利，还有细小的肮脏的报复和仇恨。那只德意志蛙把亲戚和邻居都束缚在冰冷的附近，人们躲避和寻找着的附近。那只德意志蛙把整个颤抖着的村子紧紧绑在一起。互相吸引和互相排斥，相互交替着，从脑袋上方的多愁善感和愤愤不平构成的坡度上滋长着。
那只德意志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独裁者。在幼儿园，在学校里，它就已经开始从村子里向外乜视了。它的瞳孔从那里就转向了那些还将保持一阵子抽象但后来又变得具体的东西：那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国家，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那个因为不在人的头脑里而把每个人都变成自己的大怪物的“自觉意识”于是欺骗的工作继续完美地进行着，带着表象的劳作。
或许一切都起自那个无害的甚至听起来充满诗意的镜子前的禁令。“魔鬼坐在镜子里”当我小时候往镜子里看的时候，祖母会这么说。当我静静地站在那里，甚至有些为自己而高兴的时候，谁会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知道了这不会持续呢，当我站在镜子前时，祖母的声音可能会悄悄地响起“早起唱歌的鸟儿被猫吃”祖父当时也知道，他并不知道他知道什么。
祖母的那些格言有时知道，它们并不知道它们知道什么。
我唱着民歌，我不会其他的歌。人们也一起咏唱那些忧郁的赞美诗。当一个人用半高的音调自吟自唱时，那些歌就已经走了样。
我的父亲从冲锋队里学了一首歌：“假期证，你是所有证件里最美的证”当父亲醉醺醺地自顾自地哼起这首歌时，它在某些地方就变得非常有力而又无助。当他的脑袋因为喝醉而摇晃成两个的时候。他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哼唱着这首歌。在他的双眼里还闪烁着那个冲锋队员。醉态使这首歌变得比它本身更加难以忍受，使它以另一种方式让人生厌。这歌是关于从前线回来的休假。在这些平坦的田野之间，在那个偏远的村落，在那把油腻的刀子后面，在他那长着老茧精经沧桑的双手后面，这首歌听起来含着另一种方式的威胁。自从和平以来，我的父亲还没有休过假。他和战争之间已经相隔了这么多年，他又唱起了这首关于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歌。
他脑子里的食指自然地将这首歌从醉意中调了出来，他没有忘记这首歌旋律上的每一个音符，没有忘记歌词里的每一个字母，这说明，他还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如同他的那些“战友”们一样，他也从来没后悔唱过这首歌，就像他从来没后悔过参加这场战争。
“如果我们赢了，这里现在就是德国了”我的祖父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在草丛间，在石灰质的鸡粪中。祖父用他那过于沉重的斧头劈木柴，或是将用来当做饲料的萝卜弄碎。他呻吟着，极目远眺，我的视线甚至可能会掠过一座座花园直到那一片高大茂密的玉米地。我在寻找他口中的“德国”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后来我问他“即使这里成了德国，那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你是个成年人，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说这些呢。”
他只是摇着头“幸好你的叔叔已经不在人世了”他说“而且听不到你的话了”我的叔叔是他的儿子。那个时候我的叔叔在城里上了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村里的理论家，他把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能够为元首效劳的荣幸通知给了大家。他当时站在村子中心的一个大酒桶上口若悬河。那天是村里教堂落成典礼的纪念日，纳粹旗也悬挂到了电线杆上。那时还拍了很多照片。
对我来说，那个村子就像关于那场战争的一宗早已被束之高阁且无人问津的档案。一个尘封已久的装满了当时的记忆的抽屉。
就这样，我突然站在了外面，想站在外面。我忍受不了这些人民的节日，忍受不了那些黑皮靴的光泽。也忍受不了村子街道上的进行曲。
当母亲在冬季的夜里织毛衣时，我感到自己的咽喉被扼住了。因为我知道，当她还是个姑娘时，在那些打仗的冬天里一边编织毛衣，一边哼唱着“黑棕色的是榛子”那是“家乡之夜”在哼唱的时候，她想的不是那些摆动的灌木，不是那些或绿或黄或光秃秃地立在花园里的灌木。她想的是“元首”想的是那些离开村子奔向战场的和她同样年纪的男子们。在这样的夜里，毛衣针成了她的步枪。编织，棉线上的行军。
这是一种行为，群体的行为。当她们独处时，是另一种行为：她们认真地遵守着那个告诫“魔鬼坐在镜子里”
当她们走向柜子时，为了不看到自己的裸体，她们就朝天花板上看，因为每个房间里都可能会发生一些被人们称为“耻辱”和“不贞”的事情。人们必须得裸着身子朝镜子里看或是在穿长筒袜的时候想，别人触碰到自己的皮肤。穿着衣服的时候，是个人，不穿的时候就不是。那张庞大的皮肤啊。
镜子是有毁灭性的。祖母的告诫和格言都知晓这一点。
关于感知自己的禁令在与物品打交道时也起了作用：木头摸起来很舒服。我在上面来回摩挲着，可当我发现我摩挲的是一扇门时，便不寒而栗。
那只德意志蛙的禁令盘桓在那些让人感觉亲近的行为方式之间：
父亲允许我给他分头路，扎领结，金属的压发扣紧紧贴到头皮上。父亲允许我解开他的头巾，给他披上三角形的披肩，戴上项链。他只是不允许我把手伸到他的脸上。如果我有意或无意地这样做了，他会把领结和压发扣还有头巾和项链统统扯下来，用胳膊肘儿把我推开，大声喊道：走开！通过一次，我便永远地记住了，他不能忍受别人把手伸到他脸上去。
我们总是手足无措地站在这些东西面前。每当我们做点儿什么事情，它们就出现在那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什么时候在哪里会把我们分开。只是这就已经让我们变得可以被忍受了。只有当我们比折磨着我们的东西更无助的时候，我们才是可以被忍受的。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不停地在改变自己，恰恰是因为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改变了自己。我们在无数次重复后依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