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天，我参加完了国际饭店会议，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在这里我们真成了领导了，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我们手里。但是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当时农民每日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工资是四五百，这样放了出去，怕农民吃惊。时隔三十年，到了今天，再到เ农村去，我们工ื资的数目是不肯说，怕说出去让农民。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ใ间，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但是，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ณ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ณ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ไ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ะ，在追求自己้的名声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ว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1937年，我的奖学金期满。正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虎视眈眈，意在吞并全中国和亚洲。我是望乡兴叹，有家难归。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汉文系主ว任夏伦邀我担任汉语讲师，我实在像久ื旱逢甘霖，当然立即同意，走马上任。这个讲师工作不多，我照ั样当我的学生，我的读书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尔到汉学研究所来一下。这情况一直继续到เ19๗4๒5年秋天我离开德国。
然而，人是不能ม脱离现实的。我当时的现实是：亲老、家贫、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个歧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这个ฐ歧路口，对我来说，意义真正是无比地大。不向前走，则ท命定一辈子当中学教员，饭碗还不一定经常能ม拿在手中；向前走，则ท会是另一番๘境界。“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心镜中照ั出来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维新的教育再加上军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