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经历了一次风波，也看清了几个ฐ人，这也是收获。有几天我看见一辆崭新的丰田à车在院子里冲进冲出，以为是来办事的车，没有在意。在传达室听见老叶在说厅里又买了一辆新า车，才意识到เ那辆车是厅里的。一下子我心里就阴暗了。自己提了意见，没人当回事！这辆车简直就是买给我看的。有意见？这就是回答。我奇怪纪检会的人怎么不管一管，是不是还要我跟管纪检的梁书记说一说？我说：“厅里的车大家伙着用其实够用了，现在你看几辆车空在那里，司机也空在那里。”老叶说：“这是老百姓的想法，人家不这样想。领导越来越多了，他到了那个份上没有那种待遇，没有一部车主要给自己用，心里好受？”我说：“最近又有谁当了领ๆ导，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笑了说：“小池你坐办公室的人对这些事还没我们看得的清楚？现在纪检书记也是副厅级了，级别抬高了，待遇也要跟上来，总不能说谁低一等。”我说：“这么เ回事。”我心里很不舒服，自己刚才还想着要跟梁书记说说呢。像我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别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像大徐小莫说的那ว样，装瞎子装聋子，装上那么一段时间，恐怕就真的瞎了聋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就把同化过程给完成了。我把良知责任这几个字放在心上想也好，不放在心上想也好,都毫无意义，现实还是现实。想，是那样，不想，也是那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不想可以求得心灵平静，也可以保全自己。沉默是唯一的出路，只能如此。
回去的路上他说：“大为啊，我在厅里也这么多年了，有一条做人的原则就是要看得惯，有人把钱成百上千地往河里扔，你也要装作没看见。他不是傻瓜，他扔总有他的理由。你不明白那点理由，千万别跳出来说浪费了浪费了。总之你不能说，你说就是你错。想通了这个道理，就心平气和了。”我说：“我以后要学会做人呢，跟你学。”他没听出其中的意味，说：“没人商量也可以跟我来打个商量。”快到厅里了，他说：“大为你是不是走一段路过去算了，免得别人瞎想。我开始不上去找你也是怕别人瞎想，厅里的人一个个ฐ眼睛都尖得很。”我说：“想象力也不错。”我下了车，他开了车前面去了。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了那点勇气。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口说话。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这比身体的自由á还重要。我必须开口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ว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空空泛泛，连皮毛也没触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เ小轿车，把帐都细算了，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光说事情，没提到เ任何人。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会场沉静了好一会，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马厅长开口说：“小池能ม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讨论讨论，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吧。”又看看表说：“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就去了。刘主ว任说：“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比如说车，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可方便了工ื作，提高了效率，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马上接上来：“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我看并不多。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也就是厅里的领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特别是那ว些赤脚医生什么的，花钱的事太多，拨款又不足，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针ฤ对谁呢？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他越说越激动，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我实在忍不住说：“你算过帐没有？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强辩，还在强辩！”明明是他强辩，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世界ศ上的道理能这么讲，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最令我心寒的是，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说我的不是。最后，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刘ถ主任说：“大家的意见，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就散了会。丁小槐ຈ一脸兴奋，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
我和丁小槐去吴山地区，那里的三个市场按规划只能留下一个。在火车上丁小槐说：“可能我们这个组的任务是最轻的，基本上都定下来了。”我说：“还没去就定下来，那ว我们去干什么？”他说：“去了以后上谁下谁都有个说法，我们不是凭空上下的，省里出面拍板也有个依据，凭我们厅里也撤不了哪个市场，地方政府辛辛苦苦搞起来的，谁说下就下了？”我说：“鹿鸣桥，马塘铺和街市口三个市场，要砍掉两ä个，现在说砍谁还太早了，暗访以后才能结论。”他说：“不用访，都是假药成灾，不然部ຖ里也不会下这么เ大的决心。”我说：“真的都是矮子，也不能ม都杀了，总要留一个ฐ做种。”他说：“留แ马塘铺。”我说：“马塘铺在云峰县，说起来那是马厅长的老家，但马厅长不会考虑这一点吧？他也没跟我们讲过这个意思。”他说：“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他说了县工ื商局曾局长是他的高中同学，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这不就是话？”我觉得丁小槐可能想得太深了，把马厅长一句话拐了七道弯八道梁地去分析，总是想在话缝里听出话来，哪有哪么复杂？大人物的话也不是句句都有意味的，体会的人太多了，就有了意味。我说：“马厅长他不会的，他原则ท性还是很强的。”丁小槐ຈ说：“那ว我就没话说了。”
晚上我对小袁说：“马厅长的套间是不是退掉？一晚一百几十块钱，差不多我一个月工资了。”他说：“这点钱就把厅里捣腾穷了吗？小农意识！万一他又回来，你去交待？”接下来的一晚马厅长也没睡在宾馆，可套间一直没退。我心里很不安，厅里有钱也不能这么เ化成水吧！我是有小农意识，我在山村过了十年，知道山民是怎么活着的，我忘不了那ว种极度的贫穷和艰难，人总要讲点良心。可是从乡间出来的人有这种小农意识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想着屈文琴不会再来找我了，这样也好。可又过了几天，心里似乎ๆ又盼着她来，觉得自己对她的愤恨并没有什么เ充分的依据。这样想了马上又否定自己的想法，翻来覆去对她到底是有怎样的感受，自己也搞不清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屈文琴来了，见了我说：“出差去了。”我说：“到省人民医院出差？”她一笑说：“你都知道了？我怕你不愿意去，就代替你去看了看。”我马上说：“那我还要谢谢你。”她说：“大为你别用舌头砸我。其实我知道你怎么เ想的，是个领导吧，你走勤了走近了就怕别人心里怎么เ看你。其实你也没必要那ว么想，别人都把这看成正常的。人家是领导，是领导就能ม解决问题，谁赌一口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有什么用？我理解你，那你也理解理解我。总不能让问题还悬在那里，两ä个人都硬撑着这张脸吧。”想一想她说的句句都还在理上，她无中生有套上了关系，那是她的本事，也是为ฦ了我好。这样我心里就没了怨气。
我在车里憋了一口气，回到เ厅里下了车，我就把路上想好的话对丁小槐说：“还不去医院？你妈妈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星期天，哪里知道你就这么忙？”丁小槐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显然没估计到我会主ว动来惹他。他笑眯眯地说：“谢谢你的关心，我替他老人家在这里谢过你操心了，别人的事也操了这么เ多心。”转身去了。我愣在那里，心里对自己说：“还是不行啊你！要挑战就要把前面几步棋想好，还要把拉下脸来的勇气准备好。你行吗你？”我是君子，我没有那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脸皮薄。哪怕做个小人吧，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办公室三张办公桌从窗边排到门边，临窗的是刘主ว任的。前天刘主任告诉我，袁震海调到เ医政处当副处长去了，他的办公桌归我，是中间那一张。我见丁小槐坦然地坐在那里，就拉一下抽屉给他一个暗示，谁知抽屉是锁上的。丁小槐说：“那是你的。”手往后面一指。怎么过了一个ฐ星期天桌子搬了？看来他周末并没闲着。桌子的排法也有点意味，靠窗的光线好通风好，当然是刘主任的，然后按身份排下来。说起来坐在哪里也一样工ื作，可位子的位置不同，那种感觉就不同，这点小小的不同就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甚至是很大的不同，至少在人们的印象中，谁在前谁在后就从这里看出来了。想着丁小槐是这么一个牛角尖也要钻一钻的人，看着他的后脑勺，越看越不顺眼，总觉得有说不明白的不对劲。我池大为ฦ还没堕落到要跟他来争这点鸡屁眼事的地步吧。丁小槐站起来把热水瓶摇一摇，瞥我一眼，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说：“我去打水，我去。”下了楼我心里疙瘩着，不说学历说资历吧，我还比他高一届呢，他有什么เ资格命令我？又恨自己心太软，就坐着不动装不懂，他拿我杀肉吃？这么一接手，就接上手甩不脱了。提两瓶水累不死人，可那一瞥的眼神实在太难看了。这时丁小槐也提了两ä只热水瓶来打水，不用说是隔壁马厅长办公室的。提开水还分了贵贱？可笑！我就不相信马厅长会因为这两瓶开水对他另眼相看我回到楼ä上刘主任已经来了。他说：“打开水去了？好。”他这么一说，以后这事就由á我承包了。我拍一拍身边的桌子说：“我坐这？”心里希望他说话把桌子调过来。他说：“怎么，换过来了？”又笑一笑说：“算了小池，算了。”我也只好算了。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เ，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ใ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ณ装ณ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