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动派压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ว观战斗精神，增强战斗热情，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恶势力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存在的。宣称这个原则是认识论的基矗，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东西，过分强调这种主观精神，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个ฐ人主义难于划清界ศ限，哲学上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แ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它肯定了不断向前探索的必要，认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就会克服错误”；文中ณ对客观条件与主观作用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约瑟夫再三昭告人们：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于自己的主观作用的力量的强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但当文章从哲学史上说明主ว观问题时，却陷入了混乱，认为“所谓‘主ว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说什么‘主观’和‘客观’都属于‘物’的范围”，并且说“人类的斗ç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ฦ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ฦ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见《论主ว观》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二元论、唯生史观混在一起，实际上宣扬了唯心主义思想。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对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认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ณ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เ影响的问题。”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录》这显然会使他们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共六辑针对胡风的观点和他所支持的《论主观》，继续发表文章进行辩驳和批评。第一辑刊载了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为文艺运动“处在一种右倾状态中”，主ว要偏向是个人主义แ的文艺思想——强调所谓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实际上仍然是个ฐ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第二辑发表了乔๒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ว观》学”的哲学。，论述文艺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批评胡风认为文艺的对象的“活的人，活的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ç争”等观点。第五辑发表了荃麟的《论主观问题》，论述主观问题及如何发扬文艺上的创造力量问题，从唯物论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理解，批评舒芜、胡风等人强调主观的错误。胡绳先后在第一辑、第四辑上发表了《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通过评论路翎的小说和论述鲁迅思想的发展，分析胡风等人强调主ว观战斗精神在文艺创作、作家研究中产生的不良影响。胡风则写了《论现实主义แ的路》，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并对批评文章中的观点一一加以反驳。文中仍坚持把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ว义看作两ä种主要的偏向，从理论主论述文艺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强调现实主义แ文艺应写出典型活的人。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召开，这次讨论暂告结束。
另外，作品在结构上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二部有些松散，反映的事件较多而表现不够集中精炼；第一、二部ຖ之间联系也不够紧凑，多少给人脱节之ใ感。有些细节描写显得烦琐，而有些重要斗争却展开不够充分。至于人物刻划ฐ生活世界ศ德国胡塞尔用语。与使用精确的自然科学方法，主要人物如赵玉林等表现得过于单纯；反面人物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类型化和脸谱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总的说来，《暴风骤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艺术形象的塑造看，赶车把式老孙头是全书中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这是个暂时还残存着落后自私的缺点然而又热切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农民。他有些胆小自私，爱吹牛，好面子，但当看到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道”与“理”相区别ี，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以参验言辞。，他也抑制ๆ不住内心的高兴，积极地投入了斗争。赶车的生活经历，使他沾染了旧社ุ会的一些坏习气；然而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开朗的性格，也使他很有风趣。作者是怀着满腔热忱和热爱的心情来写这一人物的，艺术上也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写出了这一类农民的特点，因此人物形象刻划得颇为成功。除此之ใ外，老一代农民形象老田头的性格也写得相当鲜明。
另外，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是写农民群众中先进与保守，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矛盾，通过矛盾的解决歌颂โ了先进，表现了落后的转化。这样的矛盾一般都以一家两代人之ใ间的关系出现代表人物。信奉马赫主义，坚持感觉论。认为人生观是人的，也有专门写一个落后农民的转变。写得较好的如葛洛的《卫生组长》、林漫的《家庭》等。作品中年轻一代《卫生组长》中的卫生组长，《家庭》中ณ的媳妇接受新事物较快，坚决听党的话，坚信人民政府的领导，敢于移风易俗；老一代由于旧社会的影响，比较落后和保守，但是，经过事实的教育，也终于有了转变，在新า事物面前表示认输。作者对待落后保守的农民，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他们，对他们不是厌恶歧视，而是满怀热情教育他们；同时也是以他们衬托、对比新一代农民的先进：因此，整个作品给人的感觉不是沉闷压抑，而是活泼明朗。除此以外，王铁的《摔龙王》，洪林的《李秀兰》写部分群众克服迷信思想和不爱劳动的习惯，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摔龙王》的缺点是故事情节比较冗繁，语言也不够精炼。《李秀兰》比较凝炼；作品通过主人公的转变还反映了年轻农民在翻身后应如何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他们有的错误认为，翻了身就应该痛痛快快地“乐一乐”，而不象老一代农民看问题那样深沉清醒。从这一意义上，《李秀兰》提出的问题还是值得注意的。另外，袁毓明的《由鬼变人》虽然主ว题比较积极，写一个大烟鬼二流子的转变，表现了新社会改造人的传大力量，作品政治意义แ较大，但情节提炼不够，人物转变也显得有些简单。
这个时期里，同样以描写新的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秦兆阳等人。他们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的作品大多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由于他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并亲身参与他们改造社会的斗ç争一体系的环节、成分，根本不涉แ及实际。在社会思想方面，宣，所以易于发现他们身上新生的萌芽。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以金凤和栓柱的婚姻恋爱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决旧婚姻ี的束缚，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金凤的带动下，已经结过婚的金凤的姐姐也和欺压她的坏男人离了婚。就连开始对女儿婚姻自主ว不以为然的老汉陈永年，在看到เ孩子们精神获得解放而无比欢乐่时，也被感染得一道高兴起来。通过这个十分平凡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怎样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初春》则从另一角度即写一个带有旧思想的老汉对新事物如生产用的活底粪篓，讨论生产计划的会议，青年人自由恋爱等等看不惯，但在事实教育下终于纠正了旧ງ观念，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写得较早的《灾难的明天》虽然篇幅较长，故事有些枝蔓，矛盾冲突解决得也稍嫌简单，但作者通过祥保一家三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优越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力量。过去遇着灾荒年，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现在新า社会，政府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并且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把旧社会在劳动人民之ใ间作品中ณ是母子、夫妻、婆媳之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不良影响，逐渐地克服了过来。作者的其他几篇作品《亲家》、《腊梅花》等也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情况。前一篇写一对新老中农亲家在党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把其中ณ老中农错划为封建富农后，欢欢喜喜成立拨工组搞好生产；后一篇刻划了一个受地主压迫极重的农民范老五终于敢起来和地主进行说理斗ç争。范老五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典型，却有鲜明的性格。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刻划ฐ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ณ普通的事件，特别是农民家庭中ณ经常发生的问题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艺术上认真而不刻板，细致却不烦琐，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显示ิ了淳厚朴实而又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说，常常给人留下扎实、新切的印象。康濯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写有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工人张飞虎》及长篇《黑石破煤窑演义》，艺术上都不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从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中也大量涌现出来，马烽的《张初ม元的故事》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详尽地报导了晋绥边区特等英雄、劳武结合的模范张初元的事迹。张初ม元是一个无地的农民，又是一个赤贫的煤ศ矿工人，在旧社会受尽剥削与压迫。自从晋西北政权成立，张初元“心都亮啦”，他成了穷人的办事人”，担任民兵分队长，组织民兵反对“维持”敌人，成立变工互助组，把劳力武力结合起来，发展了游击区的生产，受到群众热烈拥护，被评为ฦ劳武结合的模范。作品在歌颂英雄事迹的同时，还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改变了农民群众的命运，主ว题是鲜明的。但这作品记事过繁，用笔太细，因此显得冗长拖沓。袁潮的《李家沟反维持记》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是邢台驻敌附近李家沟小村群众和敌人作斗争的生动报导。他们惩办了替敌人办事的伪保长，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抗交敌人摊派的捐税和苦役，成立自卫武装，灵活地展开斗争，以致使“鬼子钻进炮楼ä里不敢动弹”，而“李家沟的老乡却过着愉快的生活”。作品热情地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他们的聪明才智，笔调灵活，选材精当，群众语言的运用尤为生动，是报导农民群众开展对敌斗ç争的一个好作品。此外，姬长义的《夺来的枪》，吴林泉的《赵有功保田有功》注：作品均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都是朴实亲切地反映农村群众实行劳武结合，开展自卫斗争的生动报导。
在人民战争中创造这样惊人战绩的，不只是钢๐铁子弟兵，还有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华山的《窑洞阵地战》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的十月》，是太行武乡地区广大民兵开展窑洞阵地战的全面的综合性报导。作品以简洁的文字，记述了这个地区人民利用窑洞打击日寇的发展过程。一九四年起，敌人施行离间民兵和群众的阴谋，民兵们停止了活动，特务汉奸横行起来。一九四二年二月武乡人民便遭到เ敌人残酷的血洗。血的教训，使人民觉醒过来，“不打活不成”。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挖出了各种“保险窑”，安全地转移了群众和粮食，组织民兵开展灵活斗争，有效地打击敌人，甚至使临ภ近敌人驻地的人民都能开展生产和集市贸易活动，民兵武装组织因此也获得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作者敢于从实际出发，如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斗争挫折和血的教训中成长起来，正是这个作品可贵而富有战斗性的地方แ。郑笃的《英雄沟》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英雄沟》反映了武乡东南漆树坡村民兵开展的一场悲壮的窑洞保卫战。民兵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可歌可泣，而日本帝ຓ国主义残害中ณ国人民的罪恶则令人发指。饱含在作品里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是强烈感人的。但作品缺乏็剪裁，情节显得枝蔓不集中ณ，语言也不够洗炼。报导日本法西斯摧残中国人民的暴行的作品还有严辰的《人圈》注：见严辰的通讯报告集《在城郊前哨》，收入《大众文艺丛书》，仓夷的《无住地带》注：见人民文艺丛书《解救》。前者反映了日寇在所谓“满洲国”“国境线”的长城一带，实行“集家并村”的毒辣政策，造成“无人区”以防止我八路军的活动，因而使这里的人民遭到了空前的灾难。后者反映了一支游击队在这“无人区”所开展的艰苦斗ç争。朴素า的文字，翔实的记载，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和人民是从难以想象的灾难中进行英勇奋斗才获得解放和新生的，它会激起每一个读者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
王贵是个好后生。
就象露水珠在草上淌。
以上提到เ的话剧创作，及时地反映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触及到这个时期里革命的某些重要方面和若干重大课题。比起同一时期里的新歌剧、诗歌或者小说，话剧创作没有出现里程碑式的特别ี优秀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五四”以后学”中ณ的“克罗齐”。，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为话剧ຕ这一新า的戏剧形式的创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随后，洪深、曹禺、夏衍等人，相继为这种戏剧形式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就作品概括如此丰ถ富的群众生活的内容，提出革命斗争中如此尖锐的思想主ว题，演出又能真正广泛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等方面而言，这个ฐ时期解放区话剧创น作确有它自己独到的新า成就和新特点。这是戏剧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与时代取同一步代的收获；他们以自己้艺术实践的大量事实，证明话剧确实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最为接近、最便于表现现实生活的戏剧体裁。这些，在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的意义แ。
《红旗歌》刘沧浪、陈怀皑、陈淼等集体创作，鲁煤执笔的公演，立即在文艺界ศ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受到เ工人观众的热忱欢迎。在南京的演出，“突破了从来该地话剧卖座的纪录”注：周扬：《论〈红旗歌〉》根据丰ถ富的实际材料，论证了政治、法律、宗教对经济的依，“仅上海一地在《红旗歌》上演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就有五百篇之多”注：鲁煤：《〈红旗歌〉前言》，盛况都是空前的。故事发生在解放不久的某城市的工厂，正当刚ธ刚发起劳动竞赛的日子里。在旧社会饱经折磨的女工马芬姐对于竞赛抱着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积极分子大梅等人一心想搞好生产，却不知团结别ี人，反而歧视排斥落后工ื人。有的管理人员仍然沿用解放前那种办法和态度，对待工人。由á此激化了尖锐的冲突。剧本敏锐地触及到工人阶级从旧社会的奴隶成为新า社会的主ว人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工人、劳动和同伴这个发人深思的命题。这是《红旗歌》深刻含义之所在。作品初步地写出了正在兴起的劳动热潮，并且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几个女工的形象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缺点没有很好表现出党的领导，又未能充分挖掘形成马芬姐、大梅等人性格的社会根源，她们之ใ间的风波带有过多的个人之ใ间逞性斗ç嘴的成份，作品的思想意义受到削弱。近代无产阶级的题材，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中ณ的薄弱环节；对于来自解放区农村或者部队的作者，更是陌生。剧本上演后，文艺界对于马芬姐的性格是否真实等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可见，对于很多文艺工作者说来，描写工人生活、塑造工人形象，都是个新的课题。《红旗歌》作为“第一个ฐ描写工人生产的剧ຕ本”注：周扬：《论〈红旗歌〉》，在话剧ຕ创作方面，作出了一个较好的开始。当时，以工ื业生产为题材的话剧ຕ，还有《劳动的光辉》陈波儿编、《胜利列车》逯斐、乔羽编等。它们都没有《红旗歌》那样广泛的影响。
凭借着这种强烈的反抗性、顽强的求生意志和坚强的复仇愿望，她在数年深山的非人生活中活了下来，创น造了人间的奇迹。剧本还特意设计了一场她与黄世仁在奶奶庙窄路相逢的场面，让喜儿的满腔仇恨得到了一个ฐ喷发的机会。剧本描写她见到仇人时，“怒火突起，直扑黄世仁等，并把手里所拿的供献香果向黄世仁等掷去，如长嗥般地”呼喊：“我要撕你们！我要掐你们！我要咬你们哪！”在这种极为鲜明突出的表达喜儿的仇恨的情节中ณ，完成了她的形象的塑造。“白毛仙姑”的传说，主要提供了一个离奇的情节，而使用这些情节以塑造出杨白劳、喜儿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这是剧作者们运用了自己้农村生活的积累，在文学上所作出的贡献。
她带着这种强烈的复仇愿望坚持深山生活，在山洞中ณ熬一天就在石头上划一个道道，她唱道：
在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的同时，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社会，深入工农兵，学习民间艺术，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崭新的人民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和过去比较，从内容到เ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为了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一九四二年六月，边区政府文委临ภ时工作委员会就召集延安剧作者座谈后来并成立了“剧作者协会”；同时发动艺术各部门的创作运动，征求剧本、歌曲、图画、街头诗、小故事等，以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七七”、“八一”等几次纪念活动中ณ，即出现了一些新า作品：鲁艺戏剧部的五场活报剧《反扫荡》，迅速反映了华北军民与敌寇“三光”政策所作的斗争；青年剧ຕ院演出的《刘家父子》、《贵娃》、《流动医疗队》，分别表现了我子弟兵、顽军的生活以及白求恩大夫的战斗事迹；鲁艺音乐่部创น作了《七月里在边区》等一批新歌曲。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个ฐ总的方向的转变，即“力求反映现实”，“并且尝试着应用民间的文艺和民众的语言来创作”注：萧三：《可喜的收获》，《解放日报》1943๑年4月1้1日，自然，也不免存在较为ฦ粗糙浅露的缺点。一九四二年七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又举行会议，决定文艺工作者要有组织地到部队去，各协会刊物内容要以工ื农兵为主ว要对象，要抓紧创作以边区现实为题材的剧本。一九四三年二月，延安文化界组织二百多人举行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的座谈会，劳动英雄的事迹使与会者“深受感动”，促使他们对自己“过去缺乏็生产知识及脱离实际政治之ใ文化活动”“展开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注：《解放日报》1943๑年2月7๕日，响起了“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呼声。同年春节，延安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空前活跃。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在半年多来群众文艺活动普遍展开的基础上，春节联欢期间的群众性秧歌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当时，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学校、西北文工团、青年剧ຕ院、民众剧ຕ社、中央党校、一二师战斗ç剧社等单位都组织了大规模的秧歌队，演出了《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红军万岁》、《预备队长》等小型或中ณ型剧目。每次演出，秧歌队走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场内场外，观众和演员的感情溶为ฦ一体，出现了十分动人的场面。在这些演出中ณ，鲁艺的秧歌队尤为突出。他们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通过调查方问，向群众学习秧歌，在原来的基础上大胆创造了新秧歌，使这个群众十分熟ງ悉的形式面目为之ใ一新，不但受到เ群众欢迎，也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这次延安春节秧歌运动，锻炼了文艺队伍，推动了文艺运动的发展，实践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放日报》曾为此专门发表社会，着重总结了它的三个ฐ显著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文艺工作者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表现出革命的战斗内容，把抗战、生产、教育的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在内容上力求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在形式上力求让群众能接受；再次，是“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在春节前后的创作表现里，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证明“艺术的普及不但迫切需要，而且充分可能。边区的工ื农兵群众不但热烈欢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活动，而且只要他们的作品真正正确反映了群众的思想感情，群众也是能接受的。”注：《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แ向》，《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三日结束的。参加会议的约有七、八十人注：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秦燕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志19๗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๗77年第5期；另一说“一百人左右”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同志找文艺界ศ的同志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文艺方แ面的许多情况，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来了，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注：参看刘白羽：《红太阳颂โ》，《人民日报》，1976年12๐月25日文艺界部ຖ分同志曾开过一个小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听取了这个会上一些思想情况的汇报。文艺座谈会进行期间，他又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人员征求意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才确定了他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注：参看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
在文艺创作方แ面，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作家因为ฦ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不熟ງ，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就造成了创作上的一种病态与偏颇。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同盟者，是文学艺术服务的对象，作家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正确反映他们在党教育培养下的成长过程，描写他们的斗争事迹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当时的一些作家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周扬后来在回顾ุ时，曾经对这种状况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说明：“拿这一类作品来说，他们写了些什么呢？写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这些人物正是和作者同一精神血缘的人们。这些人物忍受着生活和斗争的磨炼，感到了自己和周围现实的精神裂痕，即便是些微的裂痕也罢。他们喜爱幻想，追求温暖，不耐寂寞，他们总觉得自己对，而且要强，却又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或也原是企图轻轻鞭挞他们一下的，但由于自己和他们的精神血缘的关系，以及因而唤起的一种心理上的共鸣，就不禁对他们倾泻了无限的同情，姑息了他们的短处，不知不觉反将责任推到新า生活环境与革命的集体身上了。”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๕月28日有些作家虽然也描写工农兵，表示爱工农兵，但由于对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有时则是为ฦ了“猎奇”，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了“追求其中ณ落后的东西”。正如有的作家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所说：“我们很少考虑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如果偶而想到这个问题，有一个ฐ办法可以安慰自己：‘延安的人不爱看咱们的作品，没关系，咱们在重庆、桂林还有知音，还有同行，咱们写了，他们一定会看的’。”注：严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า疆日报》19๗57年5月2๐3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相当地或严å重地轻视了普及和忽视了普及”，“不适当地太强强了提高”，或者“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由于对过去的文学作品未能较好地有分析地对待，“名著选读”课中ณ讲《安娜·卡列尼娜》以后，“安娜成了女孩子们的偶像，有些女同学就学她穿黑色的衣服”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๓7年5๓月23日。这种脱离实际、片面强调提高的状况，不只是一个学校教育上的问题，而是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艺术和戏剧ຕ团体一度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有的剧ຕ院虽也演出反映延安日常生活的戏，但内容大多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某些意识的病态现象”注：《解放日报》，1942๐年3月3๑1日，招致观众的不满和批评。整个说来，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反映抗日战争、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是很少的，作家思想感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严重的。
一九四四年，沙汀在重庆通过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上进一步认识到“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ç争必须歌颂โ之”这一原则的重要；同时，抗战胜利ำ前后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四川ษ农民的自觉斗争或自发反抗日益蓬勃开展泛指西方文化。明天启三年，传教士艾儒略๓编写《西学凡》，，城市的民主运动也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压迫而高涨起来；这些都为他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现人民的民主要求和反抗斗争生活提供了现实根据。在抗战时期，沙汀的小说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腐朽、反动及其内部的矛盾纠葛上来暴露政治黑暗的。而在他解放战争时期写的小说中，农民和其他底层人民的形象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正是从底层人民的要求出发，作品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欺骗和压榨่，表达了人民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ว要求，显示了他们愤怒、反抗的情绪和日益增长的斗争力量。
抗战前期的中长篇作品中ณ，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除前已提及的谷斯范的《新水浒》外，还有碧野写于荆门前线的《乌兰不浪的夜祭》和《三次遗嘱》，于逢、易巩的《伙伴们》在马克思主ว义以前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陈瘦竹的《春雷》，程造之的《地下》；写知识青年战时生活历程的，则有田涛的《潮》，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碧野的《风砂之恋》等。这些作品的成就和倾向各不一致。从战争进入第二年起，特别是国民党对抗日人民实行高压政策之后，另一类题材——即揭露国统区黑暗的篇什开始增多，并且出现了一批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品。小说创น作又在别一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
写于一九三九年的五幕剧ຕ《夜上海》，是作者的代表作之一。剧本以梅岭春一家在“八一三”沪战爆发后的活动为ฦ线索，比较宽广地反映了当时上海社ุ会各阶层的动态，人民的苦难和抗日情绪的增长。它“是上海变成‘孤岛’后最现实的一个剧ຕ本”注：于由á：《评〈夜上海〉》，载193๑9年8月12日《大美晚报》第七版。开明士绅梅岭春带领一家人逃难到上海，饱经忧患，大儿子和大儿媳被日寇打死，女儿萼辉因感激钱恺之ใ帮助她家进入租界而错把终身托付这个ฐ纨绔子弟，结果被遗弃。在这“孤岛”之上，梅岭春一家尽管屡遭打击，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但他们保持着民族气节，不受敌人威胁利诱，最后决定回家乡跟着抗日游击队去“锻炼，磨炼”。剧本通过周云姑一家以及下层人民颠沛流离的苦难，汉奸孙焕君以及和他勾搭的钱恺之被群众打死与惶惶逃去，表现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环境中抗日情绪的不断增长。剧中ณ这些人物都有现实生活的根据，所反映的一九三九年前后上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情节安排的不够谨严和部分人物性格的不够鲜明，则是剧本的不足。《夜上海》的续集为四幕剧《杏花春雨江南》，主ว要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梅岭春一家回到故乡，和当地抗日救国军一起为ฦ保护家乡、保护油桐果而斗ç争的故事。由于作者缺乏这方แ面的生活经验，更兼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个剧本的情节基本上是不典型的，而且流露了对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宋之的191้4๒—195๓6，这时期写有独幕剧《微尘》、《出征》，多幕剧《自卫队》、《刑》、《鞭》等，鼓动人民投身抗战，暴露“大后方”城镇社会的黑暗，抨击反动势力。写于一九四年的五幕剧ຕ《鞭》，一名《雾重庆》，是作者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在大风沙里
抗战开始后，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较大的进展。一九三八年初写的《论我们时代的歌颂โ》注：《给战斗者》诗集的《代序》，表现出他要为保卫祖国的战士自觉地创作出“情绪饱满”的能ม反映现实苦难和斗争的好诗的愿望，并进一步表示了参加到เ实际斗争中去的决心。不久，他就去到延安，同年冬天，又过封锁钱，以后较长期生活、战斗于晋察翼边区。在延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都是当时街头诗运动的“积极分子，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见1959๗年版《给战斗者》，他写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曾经传诵一时的《义แ勇军》：
这是奴隶！”
敌人用刺刀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另一位积极倡导者郭沫若，这时也写了一些富有革命内容和战斗色彩的作品。除了前已提到的诗集《恢复》外，童话体小说《一只手》也有过较大影响。和作家过去好些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飘零沦落的小说不同，这里正面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ç争；虽然政治和艺术还不能和谐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品却显示ิ出作家思想上发展的趋势。
这段时期内，作者实现了在一九二四年组成“春雷社”时就提出的以办刊物来“振作中ณ国的文学界”的愿望注：见通信集《纪念碑》1924๒年11้月3日信，亚东图书馆192๐7年11้月出版，与钱杏村、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â》，提倡革命文学，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注：《停刊宣言》，《太阳月刊â》停刊号，1928๖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า流月报》、《拓荒者》等，明确地“想对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注：《编后》，《新流月报》第1期，192๐9年3月。蒋光赤的这些活动，为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剿匪”、“戡乱”军事上连遭失败之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专制ๆ，因而国统区进步戏剧活动走入低潮。在剧ຕ坛趋于沉寂的日子里，田à汉创作的话剧《丽人行》先后在无锡、上海ร、北平、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上演，犹如一声春雷，又一次震动了当时的剧坛，充分显示进步戏剧工作者威武不屈的斗争意志。
《丽人行》剧本完成于一九四七年春季。作者巧ู妙地用抗日的题材主题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剧本以抗日战争胜利前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蹂躏下的上海为背景，表现三个不同阶层的青年妇女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朴实善良的纱厂女工刘金妹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受过日寇凌辱，全家又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ณ，丈夫受流氓残害瞎了眼睛，生活的重担靠她一人挑起。在一切生路断绝后她被迫出卖肉体，但并不能改变悲惨的生活处境。她在绝望中走向黄浦æ江边，终于经革命者救助而得到新生。女知识青年梁若英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抗战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结了婚，生了女孩贝贝。抗战爆发后丈夫离家从事抗日工作，多年没有音讯。梁若英由于生活的重压，又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同有金钱而无气节的文化汉奸王仲原同居。几年之后，章玉良由于地下工作需要被调回上海，经组织的协助同梁若英见了面。在这次会面中两人一起被日寇逮捕。章玉良在狱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梁若英在章玉良精神鼓舞下也经受住严刑拷打。两人出狱后，章玉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女儿贝贝回到生父一边，梁若英思想感情极度矛盾，由á于留恋舒适的剥削阶级生活，仍然回到เ了王仲原身边，但王仲原另有新欢，抛弃了梁若英。在绝望中梁若英企图自尽，同刘金妹一样得到党组织的挽救和指引而走上新า的道路。女青年李新群是留แ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艰辛地为革命而工ื作，满怀信心地迎接胜利。她热情救助刘ถ金妹，为ฦ章玉良、梁若英出狱而奔走，最后帮助刘金妹、梁若英走上革命大道。剧作者怀着深挚的感情塑造了这三个青年妇女的形象，也刻划了革命者章玉良、孟南及党组织领导人刘ถ大哥的形象，谱成了一曲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颂โ歌，这在当时国统区的戏剧创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都是少见的。剧本打破了话剧ຕ通常分幕的结构形式，吸取中国戏曲的经验，根据剧情需要，将全剧ຕ分为长短不一的二十一场次，穿插交错地展现了三个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场面，又以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为主ว线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因而全剧场次虽多，但浑然一体，有条不紊。尽管三个ฐ女性形象的塑造仍存在一些缺点，但在田汉的大量戏剧作品中，《丽人行》的思想艺术成就是较高的。《丽ษ人行》的演出正是美帝国主ว义官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激起全国学生抗议运动之后，这部戏剧起到明批敌伪、实揭美蒋的战斗作用，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据阳翰笙回忆，演剧二队在平津演出《丽人行》时，特务们一再下令停演，并且说只要加上“造成这种种罪恶的现象都是‘共匪’的叛乱”这句话戏就可以演下去。“但二队的同志们宁可冒逮捕监禁的危险，誓死也不把这句话加上去。”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中ณ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6๔3页这充分说明了《丽人行》这个ฐ剧本的政治效果和进步戏剧ຕ工作者的战斗ç决心。
田à汉在解放战争时期除创作《丽人行》外，还组织剧本《清流万里》即《文化春秋》的创น作。这部歌颂艰苦奋斗的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话剧，由于伶、吴天、徐昌霖、阳翰笙、潘孑农、顾ุ仲彝执笔，田à汉负责“总读”和“统一调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剧ຕ分三幕六场，从抗战胜利前夕写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剧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为民主教育呕心沥血的教育家邢益知为中ณ心，描绘了一幅进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难的历程中ณ团结奋斗ç的画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浓烈的场面。但全剧剧情比较平淡而拖沓，戏剧ຕ效果较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接近总崩溃，国统区内进步戏剧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进步戏剧作品只能在解放区或香港发表。宋之的进入解放区以后写作的独幕剧ຕ《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发表的独幕剧ຕ《南下列ต车》，是这期间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戏剧代表作。《群猴》写作于一九四八年，以国民党的伪“国大”选举为ฦ背景，把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个ฐ镇长家里，让他们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这一伙“书记长”、“主任”、“女国大代表”之ใ流，为ฦ了拉选票，戏法耍尽，丑态百出。从“我的妈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长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妈的表姐的姑母”，这样拉亲攀戚到按奇妙逻辑鉴定自己้是蒋介石公婆的“小舅子”、“亲儿子”、“亲女儿”，争得脸红耳赤。正当“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国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压倒优势时，下赌注的妙法又出来，从十万元抬到二百万，从支票、法币到黄金、美钞，吵得不亦乐乎。然后是互相揭发、谩骂以至扭作一团，打得鼻青眼肿。最后警察出来干预，大家装成耍猴戏。剧本的现实性很强，虽然尚欠深刻，但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民主ว宪法”的虚假，以及各派系之间的争夺，作了辛辣的讽刺，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车》写作于一九四八年初。那ว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蒋介石伪装下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剧本以由á武昌开广州的一列南行列车的餐车为背景，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和灵魂作了逼真的描绘。登扬人物有自称“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来立”的“立法委员”，有为蒋家王朝“公忠体国，苦心孤诣”的“和平贩子”，有伪国防部宣布“壮烈牺牲”的“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有“被误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车上，他们仍然以高贵人物自居，饱食痛饮之后在一起议论时局，除“副总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复他们的开堂。但他们也明知，无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高喊“和平”、“革新า”，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于是，他们想“搭线”，摇身变为“左ุ派”。由á于投机心切，“立法委员”把一个反动透顶的地主误认为ฦ“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剧在这里达到了高氵朝。这个剧ຕ本通过一列车厢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片混乱景象，从侧面歌颂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演出，受到代表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