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主ว要决定于它的社会意义แ。首先，鲁迅的杂感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的记录。虽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注：《准风月谈·后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著。1913๑年发表。编入《列，进而综观他的所有的杂感，则又几乎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ณ赞扬巴尔扎克，说他的《人间喜剧ຕ》是“一部ຖ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ว义历史”，巴๒尔扎克“用编年史的方แ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注：恩格斯18๖88年4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ษ。在中国，鲁迅以杂感的形式完成了《人间喜剧》的任务，从社会的各个ฐ方面写出了复杂的斗争，写出了阶级力量的变化和消长，表现了从“五四”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整个历史的进程。其次，鲁迅的杂感铭刻着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憎恨，描写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他和以前的现实主ว义者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时代不同——前人写的是资产阶级对于贵族社会的威胁，鲁迅则写出了无产阶级起而代替资产阶级的经过；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各自时代里两种对峙势力所采取的不同的立场。例如巴尔扎克，就不无惋惜地描写了“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注：恩格斯ั188๖8年4๒月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๒63页的堕落和衰亡，鲁迅则以杂感表达了他的逐步地成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全部思想历程，他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注：《新民主ว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๔58๖页，他的杂感是新社会的催生剂๘。鲁迅的精神联系着未来，永远是一个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再次，鲁迅的杂感有丰富的理论含量。杂感的形式要求作家不断地对生活现象作出判断，从复杂的社会动态和激烈的实际斗争中提炼思想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á此及彼，由表及里”注：《实践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2๐68页的反复活动，形成观点或理论。鲁迅的杂感表达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契合乃ี至阐明了客观的规律；而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科学的体系不仅使鲁迅杂感的理论含量更见丰ถ满，并且造诣也更深更高，表现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它们既ຂ是诗，又是政论。说是政论，因为鲁迅的杂感是从各方面来联系现实斗争的，现实斗争又从各方面深化了鲁迅的理论，从而使这些杂感成为以文学的形式做到马克思主义แ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生活实际相结合的范例，在提高群众觉悟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感，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从社会舆论到新า闻报道，从书籍出版到钢笔生产，从漫画到木刻，从讽刺到เ传奇抽象同一性又称“形式的同一”。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否，涉猎广泛，持论精到。然而作为ฦ鲁迅当时注意的中心，却是对文艺领域内不良习气和消极趋向的斗争。针ฤ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们的活动，他写了不少意义深长的杂感。《隐士》、《“寻开心”》嘲讽了谋隐闹市和玩世不恭；《“招贴即扯”》、《逃名》揭发了曲解古人的贻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进一步暴露了“文人无文”的事实，指出“京派”和“海ร派”已经合流，“破落户”和“暴发户”也互相交融，于是在“乱ກ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之ใ余，忽而主张“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读经救国”，有“帮闲之志”而无“帮闲之才”，其结果无非是“扯淡”而已๐。在七篇论“文人相轻”和八节《“题未定”草》里，鲁迅又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说，有驳难。他主张文人需要别是非，明爱憎，不应该“圆通”，“随和”，“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反复地批评了“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这界”的倾向，批评了“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的精神状态。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材料论述了过去时代的文学现象，扬幽发伏，纠正了历来对蔡邕、陶潜、袁宏道的看法，保卫了战斗的传统。鲁迅反对以偏概ฐ全，反对以“摘句”论断“全诗”，对选家们以个人好恶糟蹋古人提出强烈的抗议。在他看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就和以“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一样：说得出，却做不到เ。例如张岱，曾主张选文造史，必须ี持平，而在论东林党的时候，却又立足于“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貌似公允，骨子里却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ฦ明察秋毫，而实则ท反助小人张目”。鲁迅认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ฦ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当时统治阶级正在制造混乱，思想界ศ又大都浑浑噩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鲁迅的这些文章，不但为文艺批评树立了严å正的标准，还从思想方แ法上锻炼了读者，使他们别ี是非之界，明取舍之ใ道，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至于行文的恣肆跌宕，回旋๙俐落，摆事实，讲道理，作为思想战线上理论斗争的一种形式，七“论”和《“题未定”草》又都以其缜密和周详而成为出色的范例。
这次讨论还较多地涉及到เ大众化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这些都是一九三年春的讨论很少或者没有触及到的。周起应认为ฦ形式固然是实现大众化的“先决问题”，“最要紧的是内容”注：《关于文学大众化》。瞿秋白强调大众化作品应该写革命的“大事变”、劳动人民的斗ç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罪恶等题材；他批评了一些作品中ณ浅薄的人道主ว义、个人英雄主义等倾向，认为ฦ“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学习”和“‘向群众学习’——就是‘怎样把新式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的总答复”的口号。瞿秋白希望革命作家“一批一批的打到那些说书的，唱小唱的，卖胡琴笛子的，摆书摊的里面去，在他们中间谋一个ฐ职业”，以茶馆、工房、街头为活动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ว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ฐ天地”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这里包含了作家应该努力接近群众，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斗争生活，熟ງ悉他们的艺术爱好以至于思想感情等要求。这些提法虽然还不够全面和完整，却也可以看出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入和提高。c
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第二次讨论。由于“左联”事先对一些错误思想作了分析，革命作家又为“九一八”以后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客观要求所推动，文艺大众化受到更大的重视。同年十一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
鲁迅全面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指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治为一体的秘密社团，宣扬神秘宗教和唯心主义，支持奴隶，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ฦ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鲁迅郑重地指出，“国防文学”口号应当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存”，他“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鲁迅还建议不要“喊口号，争正统”，“而在实做”，以便在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เ文学》等文，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ຓ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著作，也反对文艺界ศ在抗日旗帜ຒ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ว义แ的污池里面”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เ文学》，《新า东方》第1้卷第3期，19๗36年4月2๐9日。当时从国际到เ国内，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诬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这种思潮，因此遭到เ革命作家的驳斥。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过程中，“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第1卷第2号，19๗36年6月一文中，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ฐ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ຓ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同时，周扬认为，统一战线内部“斗ç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注：《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ฦ的文学”注：《需要一个中ณ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ฦ“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ว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ว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ว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ç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瞿秋白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另一重在贡献，是他翻译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不少文艺论著。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爱伦斯德的信，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h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艺论文。同时又根据苏联公谟学院注：即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中的材料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等文。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的翻译工作，但做得比较系统而且取得很大成绩的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8๖—约前525๓又译，则始于瞿秋白。他在为这些编译的材料所写的后记和说明中，在正面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时，常常联系着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文人的“文艺自由”论、“第二国际”否认作家世界观指导创น作的作用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加以批驳。他翻译的内容大多切合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切需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的译文忠实流畅，“信而且达”注：《绍介〈海上述林〉上卷》，《鲁迅全集》第7卷第778๖页。鲁迅后来将他译述和编写的文章收入《海上述林》。瞿秋白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他的理论活动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在这个ฐ时期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除鲁迅外，瞿秋白用力最勤，成绩最大。他于一九三一年回到文学战线等代表的一种理论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批判ศ的人本，为“左联”的工作出过许多主意，并积极从事理论活动。瞿秋白的理论主张接触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แ文艺理论的根本原则；而如何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则ท是他全部理论所要探讨的总的出发点。当革命文学受到敌人攻击时，瞿秋白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政治敏锐性，先后写了许多富有战斗ç性的文章，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还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积极提倡、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瞿秋白痛感革命文学和整个新า文学严重脱离群众，他在一九三一年春夏所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论文中ณ，追溯晚清以来历次文学革新运动的经过，分析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指出“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在文学和群众之间隔着重重的“万里长城”，需要“第三次的文学革命运动”来消除这种隔阂。这几篇论文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和初ม期新文学评价依旧不够确切，甚至讽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非驴非马”的东西，说明他政治上的“左”倾盲动主ว义在文学问题上也同样有所表现；不过从历史发展线索ิ分析遗留แ下来的问题，突出现实的斗争任务，尖锐地指出必须立刻๑扭转文学脱离群众的严重情况，却还是起到เ了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作用。在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的第二次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要求大家把“大众文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并且把大众化问题提到“无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的高度上来理解注：见《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欧化文艺》两文，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增进了讨论的深度。瞿秋白还着重研究了大从语和文字拉丁化问题，大力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主张实行“文腔革命”，认为这是使文学以至于文化深入工农群众“最初步的必须先解决的问题”。他曾经在一九三年出版过《中国拉丁化的字母》一书，一九三二年底，又整理修订为《新า中国文草案》。他的意见中有时流露出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对于白话文作了不恰当的否定，但大体是正确的。它们推动了后来的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运动。瞿秋白关于大众化的全部文章，激荡着渴望革命文学深入群众的强烈热情，当时就被人认为是讨论中“理论最有条理，有最大的影响”的注：《关于大众文艺问题》，《文学月报》第1้卷第5、6期合刊â，1932年12月。一九三四年到เ达革命根据地后，他还对文艺大从化工作作了进一步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