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形式仍然是这次讨论的主要方面。鉴于旧ງ的通俗文艺的形式最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瞿秋白认为ฦ革命作家不能ม轻视旧形式，“革命的先锋队不应当离开群众的队伍”，“革命的大众文艺在开始的时候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群众读惯的看惯的那种小说诗歌戏剧，——逐渐的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注：《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署名宋阳与此同时，革命作家看到一些国际革命文学的新形式，具有迅速反映现实、富有战斗ç性、短小精悍等优点，它们既能ม很好地表现新的内容、新า的思想，又比较便于群众接受，因此大力加以提倡。周起应指出，“我们要尽量地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如……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注：《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2๐卷第3๑、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在这以后，报告文学等形式就迅速地繁荣起来。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讨论还着重地提到文学语言问题。瞿秋白针对新文学作品的语言还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主张推行“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他详细地说明了“在‘五方杂处’的大城市和工ื厂里，正在天天创造普通话”，它一方面“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和“所谓‘官话’的软化”，一方แ面又是“各地方แ土话的互相让步”，“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它同时还“接受外国的字眼，创น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า的术语”。这种语言“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可以谈科学，可以表现艺术”注：以上引文散见《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๗32年4月25日，署名史铁儿和《大众文艺的问题》两文。他认为应该由此来逐步形成新า的文学语言。尽管这些意见包含了对于“五四”白话运动的历史功绩估计不足的错误倾向，但强调从人民口头语言中吸取、提练文学语言，却将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切合于当时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需要。它还成为一九三四年大众语讨论的前奏。
一九二九年三月，林伯修杜国痒在《一九二九年急待解决的几个ฐ关于文艺的问题》注：《海风周报》第12号，1929年3๑月23日一文中，指出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他引用和阐明了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必须为劳动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注：这段话见列宁与蔡ກ特金的谈话蔡ກ特金：《回忆列宁》些结构，人类学就可上升到客观化、模式化的水平。法国文，此处引文据《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的译文；林伯修的译文，文字与些略有出入的意见，认为其中包含了“普罗文学底大众化问题底理论的根据”。这是第一篇具体论述文艺大众化的论文。同年年底，大众化问题开始引起较多作家的注意，并于一九三年春“左联”成立前后，展开第一次讨论。《大众文艺》上刊载了不少讨论大众化的文章和座谈会记录，《拓荒者》、《艺术》等刊物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当时，使革命作家感触最深的是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理解和喜爱，而含有封建毒素า的通俗文艺却在工农群众中ณ大量流行。讨论的中心因而便集中在如何写出“能ม使大众理解——看得懂——的作品”注：冯乃ี超：《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193๑0年3月1日。正如郭沫若所概括的，“大众文艺的标语应该是无产文艺的通俗化”注：《新า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根据这一要求，在不妨碍革命文学所要表现的新า内容的前提下，利ำ用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的任务被提了出来注：参见洪灵菲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和沈端先《文学运动的几个重要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3期等文，虽然也有人对旧形式能否表现新า内容感到怀疑注：叶沉沈西苓：《戏剧运动的目前误谬及今后的进路》，《沙仑》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与这同时，文学语言的改革，“把文改为话”，力求生动易懂的问题也引起了注意注：参见沈端先在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๐卷第3期和田汉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大众文艺》第2卷第4๒期。；通俗化被理解为ฦ是实现大众化的关键。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ว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对于把艺术置于民众之上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力的批驳。鲁迅认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他又指出限于客观条件，当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事实的发展，证明这是一个清醒而且深刻๑的认识。在讨论过程中，“左联”成立，决定设立文艺大从化研究会以负责这一工作。这次讨论，正式提出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
在两个口与论争中，鲁迅先后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精辟的意见。鲁迅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ว张”《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等。参见“天文学”中的“布鲁诺”。，生动有力的驳斥ม了托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攻击和诬蔑。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地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เ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在这里，鲁迅为ฦ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本身在文学意义แ上的不明了性，正确在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ณ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标帜ຒ”的意见，批评了“国防文学”某些拥护者狭隘的小团体思想，也批评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某些拥护者在理论解释上的关门主义观点。他说：“文艺家的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ท不论叫哥哥妹妹，之ใ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国防文学’不能ม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ใ外，确有既ຂ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在鲁迅看来，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下联合起来”，都是不正确的。
由于“国防文学”口号反映了人民爱国的要求，提出后引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许多作家发表文章，初步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与精神实质，并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ຕ”、“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在创น作上也有新的收获。《文学》、《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上，陆续刊â载和推荐了不少“国防文学”的作品反对禁欲主义，但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只有认识了必然，才，中ณ国诗歌会还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在另外一些文艺批评中，瞿秋白针对当时的革命作家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事实，着重分析和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点。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不定的特性，“可以转变过来又转变过去”注：《谈谈〈三人行〉》，《现代》第1卷第1期将其部分首领开除出党。，1932๐年5๓月1日；他们可以成为ฦ“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分子”注：《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๒期合刊â，1932年7月2๐0日，但如果“没有群众的锻炼，没有普洛的领导，这种路数的‘人物’，会突然间的堕落，绝望……叛变”注：《满洲的“毁灭”》，《十字街头》第3๑期，19๗32年1月5日。他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小资产阶级作家喜欢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美化自己以至于歪曲现实的通病，从而说明革命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ศ观的重要意义แ。在强调文艺作品的战斗性和教育意义的同时，瞿秋白也反对把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变成一些“公律”，“机械的表演在文艺的形象里”。他认为ฦ这种“庸俗的简单化”方แ式，不仅是艺术上的“失败”，而且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注：参见《画狗罢》《瞿秋白文集》第1册，第258页ษ和《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870่、871页》。这些意见切中当时不少作品的弊病。不过，瞿秋白的这些文艺批评，也带有无产阶级文学开拓时期一些共同的弱点：他看出了作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ศ观的重要性，但对作家如何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生活来改造思想，认识仍有不足；他强调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于文艺创น作的重要作用，但还不能圆满地说明世界观和创作方แ法的复杂关系；他要求作品真实地反映生活，但他提出的却是“唯物辩证法的创น作方法”。尽管这样，他的文艺论著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文艺理论的重要的建树。
一九三一年以后，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斗ç争日趋于复杂和尖锐，文艺大众化运动逐渐展开，革命文学创น作问题的探讨也日益深入。这些都促进了理论工作的进展。早在革命文学开始倡导的时候，无产阶级现实主ว义或称新写实主义的主ว张已๐经由太阳社成员从日本介绍过来。这一主ว张强调以无产阶级立场观察世界研究和描述，反对任何未加验证的先入之见和前提。为此提，反映生活。但它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到了这时，革命作家根据几年来的创作实践，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要真正发挥“改变这个世界ศ”的战斗作用，必须ี正确地“解释这个世界”；因此在继续反对创作上不健康倾向的同时，提出作家应该熟悉生活、反映现实的要求。一九三二年夏，华汉的小说《深入》、《转换》、《复兴》三部ຖ曲合成为《地泉》重新出版，瞿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村及作者本人都写了序言，对这部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初期得过好评的作品作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其中ณ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用小说体裁演绎政治纲领”的缺点，并把它们作为初ม期革命文学作品的“一般的倾向”来批评。这是革命作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努力克服弱点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当时介绍的是由á苏联“拉普”提出，并在国际革命文艺界流行一时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แ法”。这种方แ法认为作家只需掌握辩证法的抽象范畴，并在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中反映出这些范畴的斗ç争和运动就够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以它符合辩证逻辑的规律的程度为依据。它把作家的世界ศ观和创作方法，把认识现实的一般法则和形象地反映现实的艺术法则混淆起来，更没有指出深入生活斗争吸取创作素材的正确途径。虽然在具体解释这个ฐ创作方法时，中国的评论家又有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和“拉普”的规定不尽相同，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的错误，因此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当时创作中存在的弱点。
曾是春柳社骨干的欧阳予倩188๖9—1962๐，一九一三年在湖南组织文社时，编演了五幕剧《运动力》，讽刺当时革命党人的腐化堕落。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他又写了《泼妇》一九二二年和《回家以后》一九二四年，两个戏的矛盾冲突都是由于爱情不专引起的。《泼妇》着重批判腐朽的封建道德，虽然开掘尚欠深刻，却大胆地歌颂โ了被封建势力称之为ฦ“泼妇”的于素า心愤而离家的反抗精神。《回家以后》鞭挞了受过美国“文明”熏陶的陆治平随意离弃自己้妻子的不负责任的行为ฦ。冲突尖锐的剧情本来是一个悲剧的发展，而作者却没有运用悲剧手法处理，表现轻松，斗争意义因而有所减弱。五幕剧《潘金莲》一九二八年是“受了五四运动反封建、解放个ฐ性、破除迷信的思想影响”注：《欧阳予倩选集·前言》而创作的。作者将《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写成为一个ฐ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女性，侧重于揭露潘金莲犯罪的原因，锋芒指向以张大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但作者过分美化了潘金莲，写她由追求不到武松才转而追求和武松相貌相似的恶霸地主西门庆，并在一定程度上原恕了她谋杀武大的罪责。作品还将武松写成一个旧的伦理观念很强的人物，也多少贬低了这一英雄形象。尽管剧ຕ本结构紧凑，对话也不拖沓，但主人公的选择不当，大大限制了作品的成就。
田汉领ๆ导的南国社和朱穰丞领导的辛酉剧社ุ在“五卅”和北伐时期，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南国》特刊发表了田汉为ฦ配合当时斗争而写的《黄花岗》第一幕。辛酉剧社为ฦ了“五卅”捐款援助工ื人还举行过义แ演。“北伐”开始的时候，又有人在广州组织血花剧团，为当地士兵和群众演出。“五卅”之ใ前已经风起云涌地成立的学生业余剧ຕ团，这一时期就更形活跃。他们除了上演前期话剧中ณ的进步剧ຕ目外，还经常演出配合当时革命斗争的戏剧。“五四”以来进步的戏剧社团，以及学生演剧和稍后的工人演剧，这三部分代表了中国话剧ຕ运动中ณ的进步力量，它们是中国话剧ຕ运动向前发展的主流。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郁达夫最后一篇小说是一九三五年写的《出奔》。它以大革命为背景，写一个ฐ青年革命者被地主腐蚀、收买到觉醒后焚烧地主全家而“出奔”的过程。作者怀着十分憎恶的心情刻划了地主董玉林的形象，揭示其贪婪、刻薄、阴险、残忍的阶级本性，暴露其丑恶灵魂。虽然这篇作品也有弱点，但它描写尖锐的阶级斗ç争题材而艺术上又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这在郁๗达夫小说创น作上是一个可喜的进展。
稍后开始短篇小说创作的，还有鲁彦和郑振铎。鲁彦王衡，190่1—19๗44๒最初的作品收在《柚子》集里。他自己说：“写那ว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年纪还轻，所以特别来得热情论；是马克思主义แ的理论基矗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呼号、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注：《关于我的创น作》有不少篇如《狗》、《秋雨的诉苦》其实是讽刺人们自私、愚昧、麻木心理的随笔体散文。《柚子》一篇借谐谑的议论的柚子似的人头的描写，控诉了封建军阀杀人如麻的罪行。在短篇《许是不至于罢》中，作者用诙谐之笔，揭示出财主王阿虞的阴暗心理及其狡猾的处世哲学，剖析了剥ຓ削者虚伪丑恶的灵魂，但把农民写得过分自私和缺乏觉悟。这一短篇开始显示出鲁彦作品的艺术特色。到《黄金》集里的一些小说，作者更有意使用冷峻地描绘生活与刻划ฐ人物的方法，现实主ว义成分有了增长。《黄金》一篇中的如史伯伯，从小康家庭突然中落之后，受尽周围人们的奚落和冷遇，陷于凄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尽管作者对如史伯伯有所同情，但严峻的生活逻辑，使他只能在作品结尾时让主人公从梦中得到“希望和欢乐”。跟冷酷的现实对照，这个圆满的梦，便包含了对本身也有严å重思想弱点的主ว人公的讽刺๐。作品反映了在帝国主ว义经济势力侵入和农村封建恶势力逼迫之下，广大小有产者不得不迅速破产，并且在社ุ会心理方面自然地形成了人人自危和世情浇薄的状况；从而对金钱势力、势利观念及旧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有力的鞭打。从这些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境界上，都可以看出作者受了鲁迅和俄国、东欧某些现实主ว义作家的影响。郑振铎1้898—1้958早ຉ年的贡献主ว要是在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方面，他编辑文艺刊物，撰写理论批评，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但也写了少量作品。除《雪朝》集里所收新า诗和《山中杂记》所收散文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以朴实的文字留下了一组“将逝的中国旧ງ家庭的片影”注：郑振铎：《家庭的故事》集前《自序》，如寄食者的死《五老爹》，投靠者的一生《王榆》，浪子的漂荡《九叔》，弃妇的憔悴《三年》等。《猫》、《风波》、《书之幸运》诸篇则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生活习好和情趣。以上两们作者的小说创作，正如文学研究会里别的一些作家一样，到三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