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动了1้o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筹备这次会议的，当然是东道主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เ重庆，帮他筹备大会。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ฦ大会秘书长。大会期间，因为毛人凤一再表扬徐远举，使他更加骄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的人数虽只有过去的1／5，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中ณ，不少人的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而徐又自以为立了大功，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大家都很不痛快。
接着，这几个叛徒又把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等出卖了。蒲华辅被捕后，徐远举高兴异常，连夜亲自审讯，利诱未成，乃改用酷刑，蒲交代出了川康特委的一些上层关系和一些与地下党有关的上层人士，连打入国民党军队的党员也交代了出来。徐远举仍不满足，还不断逼他进一步交代，直到重庆解放还不释放他，最后连同涂孝文等四个叛徒一起被杀掉了。
据徐远举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行了很久，他是知道的，也看到过几期，但像这次竟直接寄给了朱绍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เ。第二天，他便召开“丙种汇报”会议，研究破案的办法。特务们一致认为，应派特务设法打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只有从内部掌握情况，才能达到目的。
1973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９４９年８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命令我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总裁指示将杨虎城杀掉，陈仪交付军法会审，对张学良也要准备干掉。你们逮捕的共产党员择其重要者要先杀掉一批！”毛人凤还告诉我说：“陈公洽（陈仪别名）叛变，是我去奉化报告总统的，总统听了非常愤恨。狠狠地说：‘陈公洽我有什么对不起他呀，今天他又来背叛我呀！’”
第二次是1９４７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陈相应等在大竹、邻水起义，达县、垫江、梁山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第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进剿，在大竹的杨通庙、张家场将起义军打散，搜到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文件，杀了一些参加起义的乡长和农民。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แ被镇压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中ณ共四川ษ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一无所获
丙种会报部署决定后，宪警特务机关特别ี忙碌，各部门都拟定行动计划ฐ，企图破案，高级长官的手令如同“紧箍咒”、“催命符”一样，驱使特务们，四出猛扑。
当时坐镇西南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1９２７年，他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是在南昌、安庆扼杀革命，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工会领袖的刽๓子手。江西所谓五次“围剿”，他无役不从；红军长征后，被任为兰州绥靖主任，继续围困红军。1９４７年，蒋介石又派他来此接任张群，维持大后方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