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靖背负着黄蓉去找一灯大师疗伤，当杨过苦等小龙女一十六年后毅然跳下悬崖，当郭襄“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当程灵素为胡斐吸尽毒液而死，当胡一刀把孩子托付给敌手苗人凤，当殷素素用生命告诉儿子张无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当明教群雄出征前高唱“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当香香公主把匕首刺进那ว世上最美丽的胸膛，当岳灵珊和马春花被爱人害死而临ภ死仍然挂念爱慕着那无情的爱人，当萧峰一掌误毙了世上最爱他最理解他的阿朱，当“恶贯满盈”段延庆得知段誉是自己้的儿子，当韦小宝在通吃岛接到康熙ກ画的六幅充满兄弟情谊的“救驾图”…我几乎每次读到这些段落，都会热泪盈眶。
我说：“什么破玩意儿？你们这么没日没夜地糟蹋身子？呈给本官，验看验看！”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๔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ใ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ร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ะ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ร操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ล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ศ的海宁操，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操，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ร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操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操，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ณ略窥端倪。
“这时操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操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๐极。操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ç怒操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操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ฐ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mi），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ຓ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๔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ษ”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ຕ。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ຆ，本名查良铮（1918—1977๕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ล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ล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เ，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ຖ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ฦ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ฐ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เ自己之ใ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ว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ฦ任丹ล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ຕ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ว要还是两个ฐ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ຉ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ณ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操，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ใ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ใ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แ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๑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เ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ณ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ฐ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ม销，金庸与那两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ณ，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ม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ษ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ใ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ณ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๗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ฦ之书写碑额。
中ณ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ฦ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ฦ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ณ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เ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ณ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精览古今中外，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ຕ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ຒ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ว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ณ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เ《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ฐ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ฦ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ร《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แ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ฦ能ม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า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๒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ณ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ณ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า中ณ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ฦ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é，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ฦ外交部ຖ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า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ม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ไ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ຖ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ฦ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เ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ต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แ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ณ，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ใ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๒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๘。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ฐ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เ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â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å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å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แ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ฦ’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ຕ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แ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ฐ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ฐ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ำ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แ”已齐，但“药引”未备。到เ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ฐ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ฐ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ä位拳师既ຂ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ว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ฦ“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า。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ç，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操，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ฦ《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ງ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ร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ດ隆皇帝本是海ร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ຓ”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ม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ດ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ณ，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ດ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ຖ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