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几次要放我回国，可是，说完了也就说完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到后来，他们再说要放我回国，我都不怎么相信了。
这天早ຉ上，吃完饭，来了几个医生，说我的伤病已经好了，然后就把我脸上和嘴上的纱布都给取了下来，而且也把我右胸部ຖ的纱布也揭掉了。医生们刚离开，就来了几个苏联军人，就是平时带我出去审讯的那些人。那ว个中ณ年军官来到我面前，拿着一张文稿对我宣读起来。我虽然听不懂ฦ，但这种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感到不同寻常。我就坐在床上看着他。他宣读完，苏军翻译对我说，‘李，这是苏军释放你的命令。你可以回国了。’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可是，正在他举ะ着相机在**石前面为ฦ我照像着，一架苏军的直升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เ了我们的头顶。飞机飞得很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的面孔。直升飞机在我们上空飞了一圈便离开了。但让我感觉非常地不舒服，总觉得这事象是在预示着一场不祥的灾难。
不几天，我们边防站一下子又来了十多名记者，有新า华社的、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有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北京电视台的。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材，乘着好几辆车来到我们边防站，让我们感到这里肯定会有大的行动，所以，我们战士们都感到很兴奋，觉得杀敌立功的机会就要到来了。
6月10日上午，塔城军分区的一位领ๆ导来到我站，为ฦ我站的全站官兵传达中苏关系的机密性文件。这种文件一般只给营级以上的领导传达，也许是为了振奋军人的士气，让边防官兵能清楚地认识中苏边界形势，新า疆军区要求将这份机密文件向所有边防官兵进行传达。文件内容是有人提出：在中苏边境，苏军有55个ฐ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坦克师，4个ฐ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多万军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欲跃马挥刀，扑杀而来。对此，*โ*回答说，‘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有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发现会陷入在灭顶之ใ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ษ，先头冲击的部ຖ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身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可苏军的总兵力才只有3๑20万。至于核战争，勃列ต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那里离我们边防站有四五十公里，而且山路难行，骑马最快也要走两个多小时。我们新兵几乎都没去过。所以，一整天我们都在提着心，担心着李排长他们的安危。因为我们知道苏军这些天里一直没闲着，在做着各种准备，要对我方发动军事挑衅。而且，他们肯定会动用坦克和直升机，而李排长他们只有冲锋枪这样的轻武器。要是真正打起来，我们肯定要吃亏。
边防站旁边是一座山丘，我们都叫它铁丘。它是海拔不高的巴尔鲁克山的一个显著的石山丘陵。上到铁丘山顶，就可以俯视到山丘的两边。这段国境线东面一侧为ฦ我国边界，多为低山丘陵；西面一侧地势相对平缓，有一片二三十公里纵深的戈ຖ壁，那是争议区的苏方边界线。那边也有许多的小山丘，但远处却是越来越高的连绵大山。如果天气晴朗之时，可以看苏联境内的阿拉湖。
过去，在我的想像中，边防站的生活就象珍宝岛那样充满着让人兴奋的惊险与新奇，巡逻、站岗、与敌方遭遇与冲突，甚至真枪真炮地开战。可是，到了铁列克提边防站之后，才发现这里的生活与骑兵营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边防站每天要出外巡逻。可是，我来到เ边防站好些天了，一直盼望着能出去巡逻，却一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天周日，我吃完早饭，就约本班的战友尹清启一起到เ边防站四周转转，好看看中苏边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เ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ม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咋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๔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ณ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
。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ä人抱头大哭。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这次托里之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ກ，也想了很多。突然间，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铁列ต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要是说到‘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ว个哨所。6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ว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ฐ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๐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感觉到เ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ຉ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ว时还不是严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ç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ฦ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ç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干是因为ฦ我不能ม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ฦ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ฦ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ๆ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เ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
，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我要去找翠花，可玉兰妈拦住了我，说，‘大兄弟，你别ี去找人家了，说你是叛徒这话，都在村里传成啥了，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难怪近一两个ฐ月来，村里人总是躲着我，对我爱搭不理的，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大队部，找到เ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书记说，‘这事你得找县武装ณ部ຖ，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我又去了县武装部ຖ。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你到底变没变节，我们又不知道，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跑了一天，不但没办成事，反把我气得胃疼。听着他们那话，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我真是哭天无泪，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
没过几天，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เ大事，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个叛徒，败类，还不服从改造是嘛？’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就一下冲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喊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是败类？老子身上有伤，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
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用蔑视的口气说，‘别ี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见你入党，不见你当官呢？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我气得肺都爆炸了。我对他说，‘好，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气得要发疯了，回到家，牵着家里的羊，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往集上送，就要劝阻我，可我啥话也听不进，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听着这话，妻子也没敢再拦我。
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ว任见我来了，就很奇怪，问我，‘这大老远的，怎么就跑来了？’我掉着眼泪对他说，‘村里人说我是叛徒。’副主任问我，‘为什么เ？’我说，‘他们说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所以，就说我是叛徒。’副主任说，‘那你为什么เ不找当地组织？’我说，‘找了，可是连县武装部ຖ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
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参加铁列克提战斗ç表现勇敢，身上多处受伤，被苏军俘虏之后，坚贞不屈，并荣获二等战功。特此证明。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从塔城回到เ家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村里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后，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让他们看。最后县武装ณ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