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农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在开始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正是合肥市属三县的瓜农“谈瓜色变”的时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场上的各种西瓜都卖了一个好价钱，于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场规律、至今没有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走出来的瓜农们，就盲目地蜂拥而上，这一年合肥地区的瓜田à，一下扩大到十八万亩，总产量高达两亿七千万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万公斤，加上这些西瓜的品种基本上属于普通的中熟瓜，品种一般，产量太大，上市的时间又太集中，辛苦了几个ฐ月种出来的西瓜，一角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出现一个大西瓜不及半瓶矿泉水值钱的怪事。瓜农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社会呼吁市民多吃西瓜，不讨价还价地怜悯瓜农，甚至不惜牺牲省城正常的秩序为ฦ瓜农提供方便，此番义举，以及市民们自发的慈善行为ฦ，都是十分感人的，这种同情心，当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难时刻๑帮农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市民相信眼泪，市场不相信眼泪。靠善心扶不起一种产品，靠道德更兴不了一个行业。市场的问题，终归还得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这是新闻传媒第一次公开披露中ณ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明白无误地表明：从试点，到全国推广，直到基本完成，每一个阶段只用一年时间；整个工作不超过三年。就是说，被称作继土改、“大包干”之后中国农村第三次伟大改革的农村税费改革，将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大功告成。
据统计，合肥的会议，仅正部(省)级领导就来了四十八位。因此，这个会，不但成了安徽省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也成为中国近年来有关农村改革规格最高的一次全国性会议。
不按照实际产量收税，首先就背离了税费改革的政策，更何况，接到เ征税通知单一看，竟发现在征收山核桃农业特产税的单子上，还被注有“含育林基金”，这就把税费混收，“搭车收费”了；而且有的甚至把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重复征收，明摆着是在胡作非为了。
第一个ฐ拍案而起的，是南极村下洪村民组三十六岁的青年农民吴深田。先是由á他执笔写了复查申请，然后二十多位村民就跟着先后在申请上签了名。但是，当他们把这份书面报告交给乡干部程桂萍和唐承权时，二人却拒收。这下惹恼了下洪村民组的所有农户，他们就把下达给各家各户的核产通知单，统统退还给了乡政府。
原来的“乡统筹”，即乡、村两级办学经费的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费等五项由乡镇支配的资金，改革后被纳入了农业税，乡统筹的名目被取消；原来的“村提留”，即管理费、公益金、公积金三项由村级支配的资金，改革后将其中的公积金剔除出去，由村民按“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而管理费和公益金均改为农业税附加。
为确保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也行动起来。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对以往制定或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一次全面而又彻底的清理。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凡与税改精神不一致，或与减轻农民负担政策不相符的各种规定，一律予以重新า修订，或干脆宣布作废。
于是，他连夜向省委写了一份专题报告：《公粮制改革试点应当继续进行》。
省委副书记赵金铎ດ，因为同时也兼任河北省县级综合改革小组负责人，他对公粮制ๆ改革给农村带来的新的气象，是十分清楚的，接到金融贸易处送上来的报告，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就在前几天，他刚在杨文良起草的一个ฐ《河北省公粮制改革方案研讨会议程表》上批出“同意”两字，可是现在，他必须ี作出相反的决定。
就在朱镕基要求国务院秘书长何春霖去闹清河北省公粮制试点是怎么回事的四天之后，财政部长刘仲藜即把同样有着朱基批示的新华社ุ记者叶冰男的文章《河北省调整公粮制试点方案》批转给了部里的税政司：“请税政司阅，是否与国办三局联系一下，农税处也派人参加了解一下。”
综合部ຖ门意见。”
不少人也在背后提出疑问：如果不敢于革故布新า，锐意进取，农村还能有发展吗？或是说，中国的农业，和中ณ国的农民，还会有希望吗？
王昭耀找到省委书记卢荣景，陈述自己้的意见。他说：“省政府批准太和县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文件，已签发下去，如果现在再下文否定，这不是打自己้嘴巴吗？这样朝令夕改，省政府今后还怎么工ื作？何况农村税费改革的工作，外省都在干嘛！”
当杨文良完成文稿的最后修定，准备报给岳歧锋省长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岳歧锋正在这时调离了河北省，出任了辽宁省省长。由于岳歧峰的调离，杨文良的报告也就搁置了起来。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杨文良和邱世勇又合写了一篇《公粮制：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的文章，被刊登在河北省委办公厅主办的《综合调研信息》上。想不到，他发表了那么เ多有关的文章，惟独被刊登在本省机关杂志的这篇文章，引起省委书记邢ฦ崇智的注意。邢崇智立即把文章批给了省委副书记李炳良；希望他出面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研究提出个ฐ改革方案，力求从法规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十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何开荫汇报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เ建议取消เ粮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
何开荫听说自己的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与赞赏，真是备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边对他文章的各种反应，这时，余国耀谈出了请他来当面汇报的初衷。
小岗村被称为改革的“源头”是当之ใ无愧的。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à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一下变得雄风不再。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แ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作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เ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二00一年早春三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访了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陆学艺。这是一位社ุ会学界ศ的著名学者，更是一位农村工作研究的专家，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就任副所长，潜心地研究中ณ国的农村问题，以后又调入社ุ会学研究所任所长。正因为他有着此番特殊的人生经历，研究中国农民的负担问题，就站在了一个ฐ崭新的平台上，并有了更为ฦ广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思考。
就在农业的文章“还没有破题”，深化农村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又将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