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临泉县公安局之所以敢在中央信访局接济站抓他们三个上访代表，肯定编造出的谎言也把北京的同志给欺骗了。于是他首先想到的，已๐经不是立即去为妻子女儿寻医治病，而是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ว一切不实之词。想到了这一层，就不禁想到县法院开庭时，作为公诉人的县检察院在法庭上宣读的那些证人证词。
王来治说，县公安局来的人曾找过他，拿出两ä份复印材料让他看，他说他不识字，对方就念着材料上的名单问他：“你们村有没有这些人？”他说：“有。”对方就又写了一份材料叫他按指印。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在材料上写的啥，他不愿按。这时，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走过来说：“该按的就要按，保证没你的事！”有韩书记的这句话，他就在公安人员带来的材料上和现写的材料上都按了指印。后来才知道，那ว就是要他指控几个上访代表“罪状”的“证词”。
夜深人静，广播的喇叭声立刻把一村人惊醒了。听说村里来了贼，一个个ฐ飞快地穿衣下床，操起家伙就奔出了门。
村民们喝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的？”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ฦ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2๐00่1้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๑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ຒ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人死不可能复生，但死了总归要有个说法。被害者是为ฦ维护大家利益，又是受到เ大家的委托惨遭杀害的，这悲惨的一幕已让人无法接受，而如此荒诞的“新า闻”无异于火上浇油。
前面说了，县委就在边上，早看出了动静，赶到เ小张庄的村民找到县委时，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早ຉ已不见了踪影。
这一年的二月六日，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着三名会计，和乡政府负责小张庄片的薛兆成，进驻了小张庄。
面对张桂全的这些威胁，村乡两级领导干部ຖ都没引起应有的重视，清账代表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张桂全在吓唬人，全没当做一回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ณ央的新า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1一切，发生在五分钟็内
4第四种权力，你在哪里
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ณ央政府在全国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由于中央财经的集中，地方政府预ไ算内的财政就出现了空前的困难。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给了乡镇一级政府。基层得到的政策就是：“超收不交、超支不补、多收多支。”这就迫使、同时诱使各地县乡政府，不得不依靠占有农业剩余、剥ຓ削农民来维持运转。
农民负担便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
据国家农业部统计，一九九五年农业两税(เ农
业税、农业特产税)แ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九点九，向农民征收的“三提五统”费用，也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三，而承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摊派等各种社会负担，就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ใ五十二点二二。这一年全国三分之一省、市、自治区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ใ五的“大限”。
这显然还是一个保守的统计数字。
许多民谣俚语，表达了农民的愤懑与无奈：
“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
“你集我集他集，农民发急；你筹我筹他筹，农民最愁。”
“催粮催款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ຖ。”
一个ฐ流传更广的顺ิ口溜，几乎就被农民当做歌唱：“吹牛皮，扯大蛋，村糊乡，乡糊县，一直糊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
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
一九九六年，中ณ共中ณ央、国务院形成了一个最为ฦ著名的“十三号文件”，这就是：《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决定十分明确地指出，“凡因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以吸取教训；连续发生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ว要领导同志要向党中ณ央、国务院做出书面检查；对瞒案、压案、报而不查或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要加快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立法工作。”
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认真贯彻十三条决定，“逐项逐条落到实处，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梗阻现象，决不允许在执行中走样。”甚至还特别指出：“于春节后用一个月时间将决定内容同广大农民群众见面，并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为ฦ了检查中央关于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各地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国务院还派出了由农业部、监察部ຖ、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ๆ局及有关新闻单位，分赴河南、湖南、湖北、安徽、山西五省现场检查工作。
其力度之大，参加者之众，都是空前的。
然而，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正是这一年，中国农民的负担却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重。
中国的改革是从安徽的农村开始的，那场惊天动地的伟大改革，培养了一批既熟悉农村工作又敢讲真话的干部ຖ。
曾在安徽农口担任领ๆ导职务长达十七年之久的吴昭仁，是一位对农民有着深厚感情的老党员。他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心情沉重地说：“中央有个‘十三号文件’，其实，安徽省委当时还有个更为严厉的文件，即一九九七年二号文件，明确规定，一个村‘提留统筹’费用突破国家规定人均纯收入百分之五的，县(市)委书记必须向省委、省政府写出书面报告。但是，文件归文件，我们并没见一个县(市)แ书记、县(市)长写过检查；即便发生了大要案，也全是秘书代笔，党委和政府盖章，说是‘集体承担责任’，其实是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更没谁可能会去吸取教训。”
“三令五申ã”，“令不行，禁不止”，这类字眼，这几年不断见诸各种文件和报刊，说者愤愤，听者藐藐。吴昭仁却认为：“我总觉得，这类事光怪下面也未必，恐怕主要还得从上面找原因。为什么要三令五申？领导机关要有威信，得自己树权威，讲话就要算数，讲到就要做到，谁不执行就要拿他是问，绝不拖泥带水。让下面禁的，得自己先禁，只管发令，不去督促检查，或查而不处，处而不严å，又如何能禁住上行下效呢？”
曾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ว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漩涡中走过来的陆子修，如今已从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农村工作的思考。可以说，在安徽，乃至在全国，他都是一位排得上号的农村问题的专家了。二00一年六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们在他的家里采访了他。他虽然现在已年届七旬ຒ，可一谈到农村工作，就依然像年轻人似的显得有几分激动。
他和我们提到了至今令他耿耿于怀的一次会议。那是安徽省委省政府在阜阳召开的一个全省有关减负工作的汇报会。在汇报减负工作落实情况时，有几个ฐ地市委书记都相继谈了自己的苦衷，虽然这些苦衷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陆子修却听不下去。因为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的经历，他早已๐习惯于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尽管那几个地市书记和他都很熟，有的关系还很不错，他还是当场红了脸。
既然会议是放在阜阳开的，他首先就拿阜阳市委书记王怀中开了刀。
他没有顾及对方的面子，直呼其名：“你王怀中是只对省委负责，不对农民负责！你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大搞那些花花哨哨的‘形象工程’，摆弄花架子。你搞‘养牛大县’，牛只是养在公路两边做样子，开现场会把花钱租来的牛集中起来给人参观。你把农民坑得还不够吗？”
然后又
直问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你张春生衡量干部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乱征，乱罚，乱ກ摊派，最后逼死人，这样的干部还能用吗？你呢，却把这种干部ຖ挪个ฐ地方，照ั样易地当官！”
随后又质问蚌埠市委书记方一本：“你方一本属下的怀远县上访不断ษ，如今已称得上‘安徽省的上访大县’了。难道全都错在农民身上，你就没有一点问题？”
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向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锋：“你胡继锋不去掏农民的腰包路就修不成了？那路是该国家花钱的，你怎么เ可以叫老百姓花呢？没有钱就把公路开肠破肚了，谁叫你开的？你这不是只想着要给自己搞‘政绩’吗？”
他指名道姓地点了一圈之后，痛心疾首地冲着各路诸侯嗟叹道：“我们许多干部ຖ‘只看楼房一片片，不知谁人做贡献；只看公路直如线，不知谁人来出钱哪！’我们的农民日子刚ธ刚ธ过得好一点，大家就把他们当成‘唐僧肉’！农民实在太苦，什么เ人都可以欺负呀！当年我们搞的那ว个‘大包干’，轰动了全国，也影响了全国，总结起来就是那么三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可是现在呢，‘大包干’带给农民的好处一点一点地又都被各级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够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
说着，他溢出了泪水：“没想到我们的干部，今天这样不熟悉农民，不重视农民，和农民交朋友的干部太少太少。我建议在座的各位能不能ม来一个‘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替农民考虑一下，再这么‘三乱’下去，农民还能ม不能受得住啦？”
陆子修的话似响锤砸在钢砧上，一声声震在大家心上。
被点名的几位地市书记，因为意外而不免感到诧异。
这时候，六安地委书记颇็为侥幸，轻松地说：“我们在农民负担的问题上还没出过事。”
他这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说，陆子修忍不住又冒了火。他依然没给对方一点面子：“你的农民负担问题，我这儿就有一沓子群众来信！农民才把果木树栽下去，你的村镇干部就逼上门去收特产税，这是不是事实？”
六安地委书记显得十分尴尬。
会场上鸦雀无声。
其实，正常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一件“法宝”，曾几何时，却在我们的党章与宪法之ใ外，官场仕途之ใ中，渐渐流行开了一种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其规则ท之一就是，凡事不可太认真，至少不要于己过不去，话要说得留足余地，甚至已经把认认真真说假话也看做是为官成熟的一个ฐ表现。因此，陆子修的快人快语，就使得许多人感到唐突。
休会期间，省交通厅一位副厅长有意落在最后，当他走到陆子修身边时，突然抓住陆的手，眼里闪着泪光说：“都说你陆主任人好，却不知道你竟然好到这个程度！”
会后，主持会议的省委副书记方兆祥找到เ陆子修的房间，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啊！”
吃饭时，省委书记卢荣景也走过来夸赞陆子修：“你讲得好，讲得好呀，是要有个ฐ‘换位思考’！”
陆子修没好气地说：“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ฦ什么不说？我是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对于陆子修这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当年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就已经“领教”过。那时候，陆子修是滁县地委书记，一天温家宝来滁视察，陆子修接待时，开门见山地问：“温主任，你要看真的，还是要看‘闪光点’？”
温家宝一听，笑了，幽默地说道：“那我都看看。”
那次，陆子修领ๆ着温家宝把“闪光点”和“阴暗面”都看了看，他既总结了滁县地区改革开放中ณ成功的经验，也剖析了依然牵肠挂肚地存在的问题，既报喜，又报忧。
一九九六年，陆子修参加了一个ฐ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在许多代表中ณ间，温家宝一眼就认出了陆子修。他走到陆子修身边问道：“你认为现在农业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陆子修也不绕弯子，他说：“干部的作风问题。当然，这也包括我在内。再好的政策，没人落实也不行，现在的许多干部是‘官做大了，车子坐小了，公路跑多了，离群众太远了’！”
那天他们谈得十分投机，当温家宝知道当地正在做着有关“三农”问题的调查，便表示出极大的热情，话说得同样富有个性。
他说：“过去，毛泽东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我看，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利益问题。如果农民的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农村社会就难以发展，农业生产就难以为ฦ继，国家的发展和长治久ื安就都成了一句空话。”
他还说：“亿万农民当年之所以跟随我们党闹革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เ我们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是带领他们翻身求解放的。今天如果我们不关心他们的实际利益，反而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一千多年前的唐太宗就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水，说的就是中国的农民
嘛！唐太宗李世民知道农民的重要，历朝历代没人不知道农民的重要，可赶到一掌握了政权，就很难说再代表农民了，总是反过来剥削农民，甚而镇压农民。以史为鉴，我看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面临着这个严峻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