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有些报刊â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我办了个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国电影？因为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ๆ滥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เ电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影响，画ฑ面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娱ຉ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แ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老人在《洪湖赤卫队》中“死”的表演，可作为“死”的典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ຕ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而且这“情”中ณ还必须避讳最重要的爱情元素。在没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状态下创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间创น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这个ฐ过程最能锻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个不太适当的比喻，就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那一小孔中ณ冲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原载上海《文汇报》）
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ณ，文化人如果不亲身参与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也在商品大操中当一个弄操儿，不但不能解除眼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窘迫，而且会辜负先辈们的教导甚至辜负自己的一生。
是的，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ว番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เ意识流呀，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ຕ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à赋，皇帝ຓ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臣民的义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ກ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ว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ว，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好纳税人。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1986。1้2。2๐0。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ว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ว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เ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ຖ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เ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ฐ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ม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ณ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ว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ณ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ณ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ฐ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操。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เ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เ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ำ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เ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๓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ຉ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ฦ的《一个ฐ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เ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๐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แ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ด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á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å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ณ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ຖ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ม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๓游。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เ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ฦ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ຖ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ต为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ม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ณ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ม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ม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ฐ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๓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๐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ฐ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操，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ถ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