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革命地方แ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4，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เ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ฦ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ฦ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เ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á哀音而变为ฦ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苏俄革命将起时，即有些这类的文学。但也有例外，如波兰，虽然早ຉ有复仇的文学5，然而他的恢复，是靠着欧洲大战的。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ฐ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ๆ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当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热闹场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伟大。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ฐ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ฐ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เ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ณ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ำ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张我军190่2—195๓5，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