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政时代，在处于敌人四面八方包围的情况下，我们有时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温和、不应有的心软”
克雷连科：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的发言
第一章逮捕
这个ฐ神秘的群岛人们是怎样进去的呢？到那里，时时刻๑刻有飞机飞去，船舶开去，火车隆隆驶去——可是它们上面却没有标明目的地的字样。售票员也好，苏联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的经理人员也好，如果你向他们询问到เ那里去的票子，他们会感到惊异。无论整个群岛，还是其无数岛屿中ณ的任何一个，他们都毫无所知，毫无所闻。
那些去管理群岛的——通过内务部的学校进入那里。
那些去担任警卫的——通过兵役局征召。
而到那里去死亡的，读者，如像你我之辈，唯一的必经之路，就是通过逮捕。
逮捕！说它是你整个ฐ生活的急转剧变？说它是晴天霹雳对你的当头一击？说它是那种并非每人都能习惯并往往会使你失去理智的不可忍受的精神震荡？
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ณ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ฐ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如果对你说：你被捕了——那么难道还会有什么东西能在这场地震中保持屹然不动吗？
但是，糊涂了的脑子不能ม理解这种天崩地坼的变化，我们中间最聪颖和最愚拙的都一概不知所措，于是在这一时刻只能ม从自己的全部ຖ生活经验中挤出一句话来：
“我？为了什么？！？”
在我们之前就已重复过千百万次的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เ过答复。
逮捕——这是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变动、转换。
在我们生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时常沿着一些围墙、围墙、围墙——烂木头做的、土坯砌的、砖砌的、混凝土的、铁的——幸福地疾驰而过，或者不幸地踟蹰而行。我们没有思索ิ过，它们的后面是什么？我们既不曾试图用眼睛也不曾试图用悟性往那后面窥看一下——而那ว里恰好正是古拉格之邦开始的地方。而且我们也没有察觉在这些无尽头的围墙上有着无数修得结结实实的、伪装得很好的小门。所有所有这些小门都是为我们准备的！-ๅ一瞧，一扇不祥的小门迅速打开了，四只不习惯于劳动却善于途人的白白嫩嫩的男ç人的手，抓住我们的脚๐，抓住我们的手，抓住衣领，抓住帽子，抓住耳朵，象捆草一样拖了进去，而我们后面的小门，向着我们往日生活的小门，便永远关上了。
完了。你被捕了！
对此我们也就什么เ也回答不出来，除了发出小绵羊的咩咩叫声：
“我吗？为了什么？…”
这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电闪雷击，从此，现在就变为过去，而不可能的事却成为真实的现在。这就叫做逮捕。
如此而已。无论在最初的一小时，无论在头几昼夜，你的脑子里什么เ别的也装ณ不进去了。
在你的绝望之中，马戏团的道具月亮还会向你闪出光亮：“这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
而其他的一切——那些现在已经变成关于逮捕的传统概念，甚至变成概ฐ念的东西——将不在你的惶惑的记忆中，而在你的家属和邻๑居的记忆中积聚和构成。
这是刺耳的夜间门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这是夜间执行任务的行动人员穿着不擦干净的靴于雄赳赳地跨进门来。这是在他们背后跟进来的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干吗要这个见证人？——遭难者不敢想，行动人员记不得，但按条令应当这样做，于是，为了签名作证，他就必须ี通宵坐以待旦。而且为这个从被窝里被拽出来的见证人设想，一夜一夜地走来走去帮助逮捕他自己้的邻居和熟人，这确实也是活受罪人
传统的逮捕——还有发抖的手为被带走的人收拾东西：替换衣服、一块肥皂、一些食物，然而谁也不知道该穿什么，可以穿什么，怎样容更好些，而行动人员却在催促着，阻止着：“什么也不需要。那里会给吃精的，那里是暖和的。”（都是谎话。而催促是为了恐吓。）
传统的逮捕——不幸的人被带走以后，还有一股严厉、陌生、盛气凌人的势力一连许多小时在住所里作威แ作福。这就是——撬锁破门，从墙上扯下和扔下东西，从柜子和桌子里把东西扔到เ地上、抖、撒、撕，——于是地板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堆积如山，靴子在上面踩得咯吱作响。而且搜查时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没有的！在逮捕机车司机莫诺申ã的时候，房间里停放着一具他刚ธ死去的婴儿的小棺材。司法人员们把婴儿从棺材里扔了出来，他们在那ว里也进行了搜索。还把病人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解开绷带。而且在搜查时什么都不可能被认为是荒唐的！古物爱好者切特维鲁被抄走了“若干张沙皇谕旨ຈ”——那就是：关于结束同拿破仑战争的谕旨，关于组织神圣同盟的谕旨，以及祈求祛除一八三o年霍乱ກ的祷文，我国优秀的西藏通沃斯特利科夫被查抄了珍贵的西藏古代手抄本（过了三十年，死者的学生们好不容易才从克格勃手中把它们抢救出来！）。在逮捕东方学家涅ื夫斯ั基时，拿走了唐古特（西夏）人的手抄本（过了二十五年，为ฦ表彰对这些抄本的译释，给死者追授了列宁奖金）。卡尔盖被抄走了叶尼塞流域奥斯ั恰克人的文献档案，他所发明的文字和字母被禁用，于是这个小民族就始终没有文字。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描述这一切话就长了，而民间关于搜查是这样说的：什么没有找什么。
凡查抄的东西一概运走，有时还迫使被捕者本人搬运——如像尼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帕尔钦๔斯卡娅ๅ就曾把她那ว个永远精力旺盛的已故丈夫、俄国的伟大工程师的一袋文件和书信扛上——送到เ他们的虎口里，一去永不复返。
对于逮捕后留下的人，日后将是漫长的被搅乱ກ了的空虚生活，尝试去递交东西。但从所有的窗口听到เ的总是狗吠般的声音：“名单上没有这个ฐ人，”“没有这个人！”在列宁格勒大逮捕的日子，要走近这样的窗口甚至得排上五昼夜的队。只有经过一年半载，也许被捕者本人会发出点回音，或许从里面会传出一句话：“该犯没有通信权。”而这就已经意味着——此生休矣。“没有通信权”——这几乎无疑地是说：已遭枪决。
一言以蔽之“我们生活在可诅咒的条件下，一个人忽然下落不明了，连最亲近的人——妻子和母亲…都整整几年不知道他的情况。”说得对吗？不对吗？这是列宁于一九一o年在吧布什金的讣告中写的。说一句直率的话：吧布什金为起义แ者运送武器，因而遭到枪杀。他知道他是在冒什么เ风险。与我们这些家兔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就是我们关于逮捕的概ฐ念。
上面描述的这种类型的夜间逮捕，在我国确乎是惯常的做法，因为ฦ它有一些重大的优越性。住宅里的所有人听到第一响敲门声就被吓破了胆。逮捕对象是从热被窝里拖出来的，他还完全处在半睡不醒的无能为力的状态中ณ，神智是不清的。在进行夜间逮捕时，行动人员在力量上占有优势：他们是几个武装ณ人员前来对付一个裤ไ子都没有穿好的人；在收拾东西和进行搜查时，想必在门口不会聚集起一群遭难人的可能拥护者。按次序不慌不忙地先光临ภ一所住宅，然后去另一家，明天再去第三家和第四家，这样，编内行动人员便可以得到เ合理的使用，能ม够把比这些编内人员多许多倍的城市居民关进监狱。
这种夜间逮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无论毗邻๑房屋，无论城市街道，都看不见一夜之ใ间带走了多少人。这种夜间逮捕吓坏了近邻，对于远邻来说却算不了什么事件。它们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夜间“乌ไ鸦车””在这条柏油马路上往来奔驰，白天，年轻的一代举ะ着旗帜ຒ和花束，唱着欢乐่光明的歌曲沿着它迈步行进。
但是，对于那些以抓人为ฦ专职的捕手来说，被捕人的惊恐惨状不过是习以为常、腻烦厌人的琐事，他们对逮捕行动的理解要广泛得多。他们有一大套理论，不要想得天真，以为这种理论是不存在的。逮捕学——这是普通监狱学教程的重要组成部ຖ分，它有坚实的社会理论基础。逮捕有依各种特征的分类法：夜间的和白天的；家中的、工作地点的、路上的；初次的和重复的；分散的和成群的。逮捕可以依照所需的出其不意程度、依照ั预期的抗拒程度（可是在几千万个ฐ场合根本没有预ไ期会发生任何抗拒，而且确实没有发生）来进行区分。还可以按照ั预ไ定的搜查的严重程度，按照ั是否要作查抄物品登录，是否查封房间或住宅；是否要随丈夫之后并把妻子逮捕而子女则ท送到保育院去，或者把剩下的全部家属发送流放，或者还把老人们也送去劳改营等等来区分逮捕。
还单独有一整套的搜查学（我曾读到过供阿拉木图法律函授学校学生用的小册子），书里大为赞赏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在进行一次搜查时，不怕麻烦地翻腾三十二吨粪肥、六万木材、两ä大车干草，清除了整个ฐ宅旁园地的积雪，从炉子里掏出砖头，掏了脏ู水坑，检查了抽水马桶，在狗窝、鸡窝、鸟巢里作了搜寻，刺穿床垫，从身上揭下贴着的膏药，甚至拔下金属假牙找寻是否藏有缩微文件。此书向学生们竭力推荐，一次搜查要从人身开始，以人身结束（以防这人顺手从搜查过的东西中抓走某些物件）；事后还要去同一地点，但要在早晚不同时间，再作一次搜查。
不——不，逮捕的方式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伊尔玛-明戴尔是个匈牙利女人，她在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弄到了两张大剧ຕ院的戏票，是头排位置的。侦查员克列盖正在追求她，所以她就邀请克列盖一起去。他们温情脉脉地度过了全部演出时间，而在演出结束后，他就把她直接带到了卢宾卡。一九二七年六月里，百花盛开的一天，在库兹涅茨桥，脸颊丰满梳着褐ຈ色辫子的美人安娜-ๅ斯克里普尼科娃刚给自己买了蓝色的连衣裙ำ料子，有一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走来请她坐上马车（而车夫却已๐经明白了，便皱起了眉头：机关是不付车钱的），要知道这并不是幽会，而是逮捕：他们现在就拐到เ卢宾卡，驶进黑洞洞的大门。如果说（过了二十二个春天以后），穿着白制服、身上散发出贵重香水气息的海军中校包利斯ั-布尔科夫斯基给一个姑娘买了块大蛋糕，那ว末请不要发誓保证，这块大蛋糕定会落到姑娘手中ณ，而不是被搜查人员划得刀痕纵横，并由他本人带进他的最初的牢房去。不，无论白天的逮捕，路上的逮捕，以及大庭广众的逮捕，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忽视过。然而，它做得干净利落，并且，令人惊异不置的是，遭难者本人同行动人员总是协调配合，尽可能显得气度雍容，为的是不使别ี的活着的人们察觉出这个ฐ大限已到的人的灭亡。
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到เ家里敲门进去加以逮捕的（要敲的话，也得由房屋管理员或邮递员去敲），也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在工作地点加以逮捕。如果预定要逮捕的人极为机灵，逮捕宜于在离开他所习惯的环境的地方进行——离开他的家属，离开同事，离开志同道合者，离开密室：他什么เ也不应当来得及销毁掉、藏起来、转移出去。对于军界的或党的大官们，有时先给一个ฐ新的任命，拨给一节有客厅的车厢，在途中再加以逮捕。某一个被挨家逐户的捕人吓呆了的，已经整一个星期因上司阴沉冷漠的脸神而惴惴不安的无名小卒——突然被叫到工会委员会去，在那里满面春风地给了他一张到索契去的疗养证。家兔感动了——这么เ说，他的恐惧是徒然的。他表示感谢，他欢天喜地急急忙忙跑回家去收拾箱子。离开车还有两小时，他责骂笨手笨脚的老婆。好了，终于到เ达了车站！还有时间。在旅客候车室里，或者在卖啤酒的柜台旁，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喊了他一声：“彼得-伊凡内奇，您没有认出我来吗？”彼得-伊凡内奇不知如何是好：“好像没有，虽然…”年轻人态度十分亲热地说：“啊，可不，可不，我来提醒您吧…”接着向彼得-ๅ伊凡内奇的妻子恭敬地哈腰请求：“请您原谅，您的丈夫过一会儿就…”妻子允许了，这个陌生人就像知交似地挽着彼得-伊凡内奇的手把他带走了——永远或者为期十年！
车站四周熙ກ熙攘攘什么也没有察觉，…爱好旅行的公民们！不要忘记，在每个车站上都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派出机构和几间监室。
假熟ງ人的这种纠缠是那样厉害，一个没有受过劳改营狼一般训练的人是不那ว么能ม够轻易摆脱掉的。不要以为ฦ，如果你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譬如名叫亚历山大-ๅ德-，那么你就不会光天化日之下在高尔基大街中央电å报大楼近旁้被逮捕。你的素昧平生的朋友穿过稠密的人群向你奔来，摊开那善于抓捕的双手：“萨夏！”他不是埋伏在一边，而是干脆朝你喊“喂，好朋友！多少年不见了！？来，咱们往旁边站站，别妨碍人家。”而在旁边，在人行道边，这时正好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过几天塔斯社ุ将在各报愤怒声明：有关方面对亚历山大-德-失踪一事毫无所知）。是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好汉们在布鲁塞尔也搞过这样的逮捕（若拉-勃列德诺夫就是这样被捕的），在莫斯科算个什么เ。
应当给机关以应有的赞扬：在演说家的讲话、剧院的演出和妇女服装ณ式样都像是从传送带生产出来的时代，逮捕方式还能使人感到一些多样性。你被带到工厂出人口的一旁，在你用通行证确证了自己้身份以后——你就被抓走了；你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被从军医院抓走（安斯ั-伯恩施坦），而医生却并没有对你的逮捕表示ิ反对（他反对试试！）；你直接从手术台上、在做胃溃疡手术时被抓走（h。m-ๅ沃罗比尧夫，边疆ຆ区国民教育局督学，一九三六年）——半死不活地，全身是血，就被送进了牢房（卡尔普尼奇回忆）；你（纳吉亚-列维茨卡妮）要求会见被判刑é的母亲。给你会见！——而这却是对质和逮捕！你在食品店被请到定购部去，在那ว里就把你逮捕；逮捕你的人是你看在基督面上让他在家留宿了一夜的朝圣者；逮捕你的是来抄电表的电工；逮捕你的是在街上与你相撞的骑自行车人；铁路乘务员、出租汽车司机、储蓄所职员和电影院管理人员——所有这些人都会逮捕你，你只是事后才会看到藏得很好的深红色证件。
有时，逮捕好像是一种游戏，在这上面用了多少过分多余的奇思巧想，花了多少吃精了没处消耗的精力，其实，不这样做遭难者也不会作什么抵抗的。是否行动人员想这样来显示自己้的工作，来为其众多的人数进行辩解。其实看来只需给所有预ไ定要抓起来的家兔们分送去传票就够了——他们自己้就会在指定的时刻带着小包裹走进国家安全机关的黑色铁门，以便在给他们预定好的牢房里占有一席之地。（对集体农庄庄员正是这样逮捕的，难道还需要夜间穿过荒郊野地上他家去？把他叫到เ村苏维埃去逮捕起来就行了。粗活工人一般是叫到办公室去逮捕。）
当然，任何机器都有自己้的吞进额，超过这个定额它是办不到的。在紧ู绷绷满腾腾的一九四五——四六年，那时一辆一辆的军用列车从欧洲开来，需要一下子把它们全部吞进并送到古拉格群岛去，——这种花样丰ถ富的游戏已经没有了，理论也大大地褪色了，举行仪式用的羽饰也丢光了，结果几十万人的逮捕弄得像于吧吧的点名：拿一张名单站在那里，从一列车里喊名叫出来，再关进另一列车去，这就是逮捕的全貌。
我国几十年政治逮捕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被抓起来的人是清白无辜的，因此也就是不准备作任何抵抗的。造成了一种谁都是在劫难逃的共同感觉，一种不可逃脱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手掌的观念（在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下，这是符合实际的）。在逮捕流行病蔓延时期，人们每次上班，甚至都先向家里人告别，因为不知道晚上还能ม不能回来——连那个时候，他们都几乎没有人逃跑（只有少数人自杀）。这正合需要。驯羊狼好啃。
这种情形之ใ所以发生，还由于对逮捕流行病的机制不了解。逮什么人，不碰什么เ人，机关往往没有切实的选择依据，而是为了完成控制数字，凑齐数字可能ม有一定规律，也可能带有完全偶然的性质。一九三七年有一名妇女到เ新切尔卡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接待站去，询问如何处理她被捕邻居的没有奶吃的乳儿。那儿的人对她说：“清等一等，我们查一下。”她坐待了两个ฐ小时光景——就从接待站被抓走送进了牢房：正急需凑满数字，可是又派不出那么多工作人员到全城去抓，而这一位已经自己送上门来！相反，住在奥尔沙附近的拉脱维亚人安德烈-吧威尔，内务人民委员部上门去抓他，他不开门跳窗户跑了，一口气逃到西伯利亚。虽然他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住在那里，而且证件上写得清清楚楚，他是从奥尔沙来的，他却始终没有被关进去。既没有被机关传讯，也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因为有三种通缉：全苏联的、共和国的和省的，而对逮捕大流行时期的逃犯，至少有一半不会宣布省级以上的通缉。根据偶然情况，诸如邻居告密等，决定逮捕的人犯，很容易用另一个邻居顶替。像安德烈-吧威尔那样，偶然落入围捕圈或陷入设伏的住宅并有勇气即刻๑在第一次审讯前逃跑的人，从来也不会遭到追捕和受到追究；谁要是留下来等待公正处理，谁就得到刑期。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占压倒多数的人，正是这样表现的：犹豫畏缩，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诚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抓不到所需要的人的情况下，往往让亲属具结不出境，而随后补一个手续，用留下的人代替逃跑的人，是轻而易举ะ的。
普遍的无辜也就产生普遍的无所作为ฦ。也许还不至于被抓起来？也许这样就对付过去了？aທ-h-ๅ拉德仁斯基是偏僻的科罗格里沃地方แ学校的主ว要教师。一九三七年在集市上有一个农民走到他身旁转达了某人的话：“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快离开吧，你已๐经上了名单了！”可是他留了下来：要知道整个ฐ学校都靠我支持，他们自己的子女也在我这里念书——他们怎么เ会把我抓起来？…
（过了几天就被捕了。）不是每个人都能ม像万尼亚-列维茨基在十四岁的年纪就懂ฦ得：“每个诚实的人都应当入监牢。现在爸爸在坐牢，等我长大了——也会把我关起来的。”（他二十三岁被关进监牢。）大多数则麻木不仁地抱着一线希望。既然你是无罪的，——那为什么要把你逮起来呢？这是错误！人家已经抓住你的衣领在拖，而你却还暗自念念有词：“这是错误！一弄清楚——就会放出来！”把其他人大批关进去，这也不像话，但是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谁弄得清楚：“也许拔一个恰好是…？”至于你，你肯定是无辜的！你还把机关看成是合乎ๆ人类逻辑的机构：一弄清楚，就放出来。
因此你干吗要逃跑呢？…你怎样可以抵抗呢？须知你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你会妨碍把错误弄清楚。你连下楼梯都跟着脚，因为叫你不要让邻居听见，哪里还谈得上进行什么抵抗。
后来在劳改营中他便会痛切感到，如果每个行动人员夜里去执行逮捕时，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而也和自己้家属诀别的话，那情形会怎样呢？如果在大规模捕人入狱时期，比如在列宁格勒，当把全城四分之一的居民投入监狱的时候，人们不是坐在自己的洞穴里，听到每一次大门砰砰响声和楼ä梯上的脚๐步声就吓得发呆——而是明白了他们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于是精神抖擞地几人一组手中拿着斧头、锤子、火钩子，拿着顺手拿到的一切东西在自己้的门道里设下埋伏，那又会怎样呢？既ຂ然早就知道，这些夜间便帽客来者不善——那ว就给杀人凶手迎头痛击，这决不会错。还有那辆停在街上只坐着一个司机的“乌鸦车”——赶走它，或者扎穿车轮n机关不会马上算出工作人员和车辆的缺额，这样一来，不管斯大林多么渴求，这个可诅咒的机器一定会停下来！
如果…如果…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简直是咎由自取。
再者，抵抗什么呢？拒绝解下裤ไ带？或者拒绝站到房间角落里？或者拒绝跨出家门槛？逮捕是由á一连串小动作、是由许多细微末节构成的。为了单独的任何一件小事，似乎ๆ都没有意思去争论（当被捕者的思想围绕着一个大问题“为ฦ了什么เ？”在转圈子的时候），而所有这些小动作集合在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了逮捕。
一个刚被捕者的心里有多少事儿在翻腾！——光这一点就足够写一本书。那里可能有着我们想都没有想到เ的感情。一九二一年逮捕十九岁的叶夫根尼娜-多雅林科的时候，三个ฐ年轻的契卡人员在她的床铺里、放衣物的五斗ç柜里东翻西找，她都不在乎：什么เ也没有，什么也不会找到的。可是，突然他们碰了她连母亲都不会给看的隐秘日记——三个充满敌意的陌生青年一行行地读着她的日记。这件事对她的震撼，超过整个卢宾卡连同它的栅栏和地下室。在许多人说来，逮捕对这种私人感情和眷念的伤害，可能要比监狱的恐惧或政治思想强加于他的强烈得多。一个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在暴力行使者面前总是弱者。
稀有的一些聪明而大胆的人刹那间就明白了该怎么เ办。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格里高里耶夫一九四八年在来人抓他的时候，筑起防栅进行抵抗，赢得了两小时的时间去烧毁文件。
有时，被捕的主ว要感觉是如释重负，甚至…高兴，但这是发生在逮捕大流行时期：当四周围正在把像你那ว样的人一个个ฐ抓起来的时候，而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老不来抓你，不知为什么老是拖延——须ี知这种困扰，这种煎熬要比任何逮捕都叫人受罪，而且这不仅对软弱的人是这样。以后我们还将多次提到的瓦西里-弗拉索夫，一个ฐ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不顾ุ他的非党助手们的劝告，决意不逃跑。卡德区的全体领ๆ导人都已被捕（一九三七年），但却老是没人来抓他，他吃不消这种精神压力，只能自己把脑袋伸出去挨打——他被收押了，也就安心了，并且在被捕的最初ม一些日子里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伊拉克里神父一九三四年到阿拉木图去访问被流放的教徒们，在这期间已经到เ他莫斯科的住所去抓过他三次。当他回来的时候，教民们到车站去接他，没有让他回家。把他从一家到另一家地辗转藏匿了八年。神父被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所以当一九四二年终于把他抓起来的时候，他竟高兴地给上帝唱起赞美诗来。
在这一章里，我们讲的都是群众，都是那些莫名其妙被关进去的家兔们。但我们在书中还将涉及那些在新时代里依然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的人。薇拉-雷吧科娃，一个女大学生——社会民主党人，在外面的时候她一直向往着苏兹达尔隔离所：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指望会见老同志们（外面已经没有这些人了），养成自己้的世界观。女社ุ会革命党人叶卡捷琳娜-ๅ奥利茨卡排在一九二四年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进监狱，因为进去的都是俄国最优秀的人物，而她却还没有为俄国做什么事。但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不让她呆下去了。这样，她们俩人都抱着自豪和欢快的心情走进了监狱。
“抵抗！为ฦ什么เ不见你们抵抗！”——现在那ว些始终太平无事的人倒责骂起我们来了。
是呀，抵抗本应从这里、从一逮捕起就开始。
但没有开始。
就这样，你被他们带走。白昼逮捕必定有这个不可重演的短暂时刻——或者采取隐蔽的方式，事先偷偷摸摸和你约好，或者公然不讳地，手枪亮在外面——穿过人群，夹在千百个同样无辜也同样免不了遭难的人们当中把你带走。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เ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这两个ฐ手脚麻利ำ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ใ下干活。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ฐ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ว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ณ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แ。他们对我已๐经完全放心了）。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แ面军“死灭尔施”（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è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ณ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ງ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ว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๐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吧已๐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ว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ฦ什么不利ำ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ะ，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เ我为什么เ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เ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ฦ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ฐ念。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เ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เ。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ถ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ใ水倾吐出来。
我，我之所以默不作声还有一个原因：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ม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ä亿人呼喊…
暂时，我没有开口，滚动电梯不可遏止地把我拉向地狱。
我在猎市大街也还将保持沉默。
在大都会饭店附近也不会叫喊。
在耶稣殉难地卢宾卡广场也不会挥动双手…
我所受到เ的大概是所能想象的最轻一种形式的逮捕。它不是把我从亲人的怀里夺走，不是迫使我离开人们所珍惜的家庭生活。它是在萎靡的欧洲的二月天里，从我方插向波罗的海ร的、不知是我们包围了德军还是德军包围了我们的一支狭长的箭头上把我批出来的，使我失去的只是混熟ງ了的炮兵连以及战争最后三个月的景象。
旅长把我叫到指挥部，不知为ฦ什么问我是否带着手枪，我把枪交了，丝毫没有怀疑到会有什么名堂，——突然，从神情紧张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的随从军官中跑出两个ฐ反间谍人员来，三步两ä步蹦到我身边，四只手同时抓住我的红星帽徽、肩章、腰带、图囊，戏剧性地叫道：
“你被捕了！”
我像从头顶ะ到脚底被灼伤、被刺穿似的，找不出什么เ更聪明的话来，除了说：
“我？为了什么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