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在大字报里说，他绝不是因为吃了亏，想要对方แ怎样赔罪才写大字报。他要说的是：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他这些话都被人看成了奇谈怪论。到เ这时，他回来有段日子了，大家也都认识他。在食堂里大师傅劝他：小李呀，拉倒吧。瞧瞧你被人踢的那个地方แ，不好张扬。李先生果然顽固，高声说：师傅，这话不对。人家踢我，可不是我伸出龟头让他踢的！踢到这里就拉倒，以后都往这里踢！
李先生论来论去，终于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讨论龟头血肿问题，算是有了回应。那ว大字报的题目却是：龟头血肿可以休矣。其论点是：龟头血肿本是小事一件，犯不上这么喋喋不休。在伟大的“文化革命”里，大道理管小道理，大问题管小向题。小小一个龟头，它血肿也好，不血肿也罢，能ม有什么重要性？不要被它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一百个ฐ龟头之ใ肿，也比不上揭批查。这篇大字报贴出来，也叫人批得麻麻扎扎：说作者纯属无聊。既知揭批查之重要，你何不去揭批查，来掺和这龟头血肿干吗。照批者的意见，这李先生是无聊之辈，你何必理他？既然理他，你也是无聊之ใ辈。但是李先生对这大字报倒是认真答辩了。他认为大道理管小道理，其实是不讲理。大问题管小问题，实则ท混淆命题。就算揭批查重要，也不能叫人龟头血肿呀？只论大小重要不重要，不论是非真伪，是混蛋逻辑。他只顾论着高兴，却不知这大小之说大有来头。所以就有人找上门，把他教训了一顿ู。总算念他是国外回来的左ุ派，不知不罪，没大难为他。要不办起大不敬罪来，总比龟头血肿还难受。李先生也知道利害，从此不再言语。这龟头血肿之事，就算告一段落。
我第一次和铃子搭话，预先找过无数借口，可是都觉得不充分，不足以掩饰我要搞她的动机：那ว年头男女青年要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可以一辈子不搭话。同理，今天我来看着老姚â，也没法掩饰我要装好人、往上爬的动机。我和他非亲非故，平时还有些宿怨，我来干吗？
我还可以说：“老姚，听说你病了没人照ั看，我心里不安。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照顾有病的老人是我的本分。”这话很好，怎奈我不是这样的人，不合身份。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老姚，咱们是同事，我又年轻，该着我来。”不过王刚怎么不来说这话？算了算了不想这么多，我先进去，到时候想起什么说什么。
“他老想证明我一文不值。我说我真一文不值，他还是不干，真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满意。他想证明我不如他的一根鸡巴毛。这有什么เ？三十几年前我还是他射出的一个精虫哩……”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咱们家又不是没地方แ！”
“这就不对！文章是我让念的。当时咱们学校也有女教师穿那个东西，我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又说不准穿衣服的问题，再穿我也不管了。当然，霉不霉你是专家，但是不要乱讲。你明白了吗？”
“你关心我干吗？”
“后来还没看到。我还得点起灯来再看！”
小转铃醒来，问我要干什么，我说要做笛卡尔式的思辨。这一番๘推论不知推出个ฐ什么来。她大喜，说：“王二。推！快推！”以后就有了那篇论文。
事实如此，不论我信与不信。八三年七月初的某个早上，我从本质上已๐经是个好人、好教师、好公民、好丈夫。事实证明，社会是个大熔炉，可以改造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王二。现在我不但是某大学农业系的微生物讲师，还兼着基础部生物室的主ว任。我不但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别人如“后进生许由”之ใ流，因为ฦ这家伙是我在校长那儿拍了胸脯才调进来的。所以我在车棚里放下车子，就往实验室狂奔。推开门一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é。实验台上放着一锅剩面条，地上横七竖八几个ฐ啤酒瓶子。上回校长到实验室视察，看见实验台上放着吃剩的香肠，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实验样品。他咆哮起来：“什么实验？造大粪的实验！”叫我心里好一阵麻。我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又闻见一股很奇怪的味：又像死猫死狗，又像是什么东西了酵。找了半天，没找到味源。赶紧到里屋把许由揪起来。他睡眼惺忪地说；“王二，你干什么？正梦见找到老婆……”“呸！七点四十了。快起来！我问你，屋里什么味？”
“这有什么เ可大惊小怪的？死耗子呗。我下了耗子药。”
贺先生的尸体被收走后，脑子还在地下。警察对矿院的人说，这些东西你们自己来处理。矿院的人想了想说：那就让家属来处理好啦。留下几个人看尸体，别ี人一哄而散。等到天色昏暗，家属还不来，那几个人就了火，说道：爱来不来，咱们也走，留下这些东西喂乌鸦。天将黑时起了风，冷得很。
在云南时，我又想起了贺先生的另一件事。验尸时看见，贺先生那ว杆大枪又粗又长，完全竖起来了。假如在做爱前想起这件事，就会欲念全消เ，一点不想干。
我在美国时，常见到李先生的印度师兄。他是我的系主任，又是我的导师。所以严格地讲，他既是我师父，李先生就是我师叔，线条就是我师婶。我和李先生称兄道弟，已๐是乱了辈分，何况我还对李先生说：线条原该是我老婆。不过在美国可不讲究这个。我早把导师的名字忘了，而且从来就没记住。他的名字着实难念，第一次去见他，我在他办公室外看了半天牌子，然后进去说：老师，您的名字我会拼了，能教教我怎么念吗？每回去见他，都要请他教我念名字，到现在也不会念。好在我根本不认他是我师父——这样线条也不是我的师婶。
我不认这位印度师父，还因为他实在古怪，和你说着话，忽然就会入定，叫也叫不醒。上课时讲科学，下了课聚一帮老美念喇嘛教的经，还老让别人摸他的脑แ袋，因为达赖喇嘛给他摸过顶ะ。虽然这么胡闹，学校还是拿他当宝贝。这是因为ฦ人家出过有名的书。照ั我看他书出得越多，就越可疑。李先生疑他和龟头血肿有关系，不是没有道理。
李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大陆的遭遇，最叫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干校挨老农民的打。当时人家叫他去守夜，特别ี关照说，附近的农民老来偷粪，如果遇上了，一定要扭住，看看谁在干这不屙而获的事。李先生坚决执行，结果在腰上挨了一扁担，几乎打瘫痪了。事后想起来，这件事好不古怪。堂堂一个docນtor，居然会为ฦ了争东西和人打起来，而这些东西居然是些屎，shit！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做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了！”
后来我离开了云南，到京郊插队，这时还是经常想起贺先生。他刚死的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在食堂背后煤ศ堆上聚了几回，讨论贺先生直了的事。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ฦ，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我以为贺先生在半空中，一定感到自己像一颗飞机上落下来的炸弹。耳畔ึ风声呼呼，地面逐渐接近，心脏狂跳不止，那落地的“砰”的一声，已经在心里响过了。贺先生既然要死，那ว么他一定把一切都想过了。他一定能体会到死亡的惨烈，也一定能体会死去时那种空前绝后的快感。
我在京郊插队时，我们家从干校回来过一次。和贺先生关过一个小屋的刘ถ老先生也从干校出来，住在我家隔壁。我问刘老先生，贺先生有何遗言。刘ถ老先生说，贺先生死时我不在呀，上厕所去了。要是在，还不拉住他？到เ了贺先生跳下去以后，脑子都撞了出来，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遗言。故而贺先生死前在想些什么เ后来就无法考证，也就没法知道他为什么直了。
贺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掉的地方แ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常落着些乌ไ鸦，常在黄昏时哇哇地叫；所以我想，这时肯定有些动物在享用贺先生的脑แ子。想到这些事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要手淫，手淫伤身体。所以我走了出去。转过了一个ฐ楼角，到了那个ฐ地方，看到一幅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ฐ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เ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像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后来别ี人说王二胆子大，都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十七岁时胆力未坚，遭这一吓，差点转身就跑。
我之ใ所以没有跑掉，是因为ฦ听见有人说：小同学，你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一点，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粉笔圈是白天警察照相画的。贺先生的脑แ子一点也没动。因此我胆子也大了，慢慢走过去。对面的人有四十多岁，是贺先生的大儿子。他不住院里，有点面生，但是认识。他披了一件棉大衣，脚下放了一只手提包，敞着拉锁。包里全是蜡烛。我问他：白天怎么没看见你？他不说话，掏出烟来吸。手哆里哆嗦，点不着火。我接过火柴，给他点上了烟。然后在他身边蹲下，说：我和贺先生下过棋。他还是不说话。后来我说：已经验过尸啦。他忽然说道：小同学，你不知道。根本没验过。根本没仔细验过。说着说着忽然噎住。然后他说：小同学，你走吧。
我慢慢走回家去，那ว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对于我这样在那些年里走惯夜路的人来说，这点亮足够了。我在想，贺先生家里的人到เ底想怎样？反正贺先生死了，再也活不了。但是想到贺先生家里那些人，我就觉得很伤心。
贺先生的儿女们在寒风里看守着那些脑浆，没有人搭理他们，那些脑แ浆逐渐干瘪下去。到后来收拾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板结了。所以后来贺先生的脑子有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着在水泥地上了。告诉我贺先生遗言的刘老先生也死了。在刘ถ老先生生前，我对他没有一点好印象。这老头子在棋盘上老悔棋，明明下不过，却死不认输。我不乐意说死人坏话，但我不说出来，别ี人怎能知道呢？他嘴极臭，正对着人说话时，谁也受不了。
有关贺先生直了的事，我还有一点补充。不管他是在什么เ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别的什么都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