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聊来，我和这位女战友迅熟稔了起来。我跟她分吃了一根火腿肠和我妈妈特意煮的四颗茶叶蛋。小束在前一站要下车，我帮她将一个ฐ行李包拎到了车门口。火车减的时候她碰到了我的手臂。她说如果你要想考学我可以帮你。我感激地用力点了点头，以“没事可以去我们那里玩儿”作为回报。
那天下午我叫上舒丛一块儿去接的站。当小束身着一件黑色纱裙ำ缓缓走出车站时，左顾ุ右盼的舒丛小声对我说：“不会是她吧？”我点了点头。舒丛嘟囔了一句：“不过女兵瘦的少。”
一天下午，舒丛刚跑长途回来，躲到我们宿舍里睡觉。白志林死磨硬泡，要下了他的传呼机，美滋滋挂在了腰间，也学尤助理那样，还特意将衣服下摆塞到了传呼机的后面。
也是在我当兵的第三年初ม，驻地的一家玻璃厂改制，因劳资纠纷引了数百名工人示威แ游行。为了扩大影响从而引起上级的重视，游行队伍上了铁路，在铁ກ轨上搞起了静坐。这一坐不要紧，包兰线整体陷入了瘫痪。
潘国庆写诗不是自娱自乐的，他总想着自己的大名能变成铅字被印在报纸上。每周他都要把自己้满意的诗作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装ณ入信封，然后请假上街亲手将信件投入邮筒。他从来都不用中队的文书寄信，他总是怀疑那ว个四川小鬼头私拆信件。虽然这一切都由他来办，可投出去的稿子还是石沉大海。潘国庆思来想去地查找问题，最后一拍大腿找着了，是自己้的字写的不好看。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玩，一帮大字不识几个，行文最长的就是检查的粗人，竟让潘国庆给带得品评起了诗歌。
后来听三爷说，让全体官兵整天敲锣打鼓可不是常支队长拍脑瓜子自己想出来的。他这是受了军报的启，那阵子好多部队都时兴组织战士敲威แ风锣鼓，军报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也不少。只是我们这些人都不怎么看军报而已，所以才会感觉常支队长想出的点子有点儿离谱。三爷说我们这叫标准地孤陋寡闻。
凡是需要整齐划一的事情，要说还是部队学得最快也最好。没出三个ฐ月，我们的威风锣鼓便敲出了样子来。那时正赶上要过年了，省电视台来了三名记者，说要拍摄部队过年的画ฑ面，于是主任组织全体人员，在摄像师的调动下敲响了威风锣鼓。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新闻报道。明明离过年还有一个ฐ多星期，可女记者硬是将这一天说成是大年初ม一，还教我们在镜头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拜年。最后特意找了个能说会道的新兵，站在摄像机前说了些在部ຖ队过年可比家里有意思、让爸爸妈妈放心的话。为了配合拍摄，支队还提前挂起了红灯，贴出了对子。新闻倒是在初一播的，画ฑ面里的人们一个个喜气洋洋的，按女记者的话说这是“露出了幸福的笑脸。”
与朱排的沉稳相比，我们就显出幼稚来了。三杯酒下肚，就一个ฐ个没自己的位置。我清楚的记得，在一次请朱排吃狗肉火锅的时候，我就和白志林抢着给朱排出谋划策，教他如何在战士中树立起自己的威风来。话头好象是白志林挑起来的。他说朱排，你这人要说挺好的，可就是没有官架子。我说对，我们哥儿几个倒是认可你，可别人不行，尤其是将来下了连队，不会摆架子可是要吃亏的。朱排笑着说这样哥们兄弟的不是处的挺好嘛。我和白志林异口同声地说不行。“你要是总这样战士就不把你当回事了。他们可都是看人下菜碟的贱种。”这是白志林说的。讲完他可能ม也感觉有点不对，喝了一大口茶，补充道：“当然，我这是在说基层的战士。”
自那次喝多后，有一段时间，我和白志林都有意识地与朱排保持一定的距离。朱排似乎也感觉出了什么เ，见到我们就主动说，那天他也是喝多了，头疼的厉害，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送走一批老兵后，姓鲁的山西商人已被搞得身心交瘁。就在他心灰意懒之时，后勤处被装助理马可奉找到เ了处长，说他在园林处的老婆下岗了，想承包军人服务社。于是军人服务社换了一个姓孟的女主人，我们习惯叫她马嫂。
对我们战士来说，军人服务社ุ不管是姓鲁还是姓马，或者是姓西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马嫂的军人服务社也是可以赊账，可她并没有象那位山西商人到处追着战士要钱。马嫂做生意很稳，只是对突破五百大关的战士提醒一句：“小兄弟，差不多了。”
作训股有个ฐ冯参谋，此人只一杠一星就坐在了机关，可见也是个根深影长的人。年少必然就会轻狂，在我们的印象中ณ，他每天都在为了找对象而废寝忘食着。
就是这位楚留แ香似的人物，不知抽了哪股子筋，竟然和小韩姑娘纠缠在了一起。
在搬完大件后，我又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先后从机关偷走了床垫、暖瓶、窗帘还有一只痰盂。
家？这个词对我既ຂ新鲜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