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意识的达乃ี是所有原始民族所共有的现象，因此，问题不在于中ณ国古代的某种制度具有很强的血缘联系的色彩，而在于一种以血缘意识为核心展出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制度，竟能长时期地存在，并对社ุ会生强烈的影响。
千变万化的。如何把握这些关系呢？中国人确立了五种基本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致读者的信
先是关于本书的书名。不用说，凡读过或听说过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人，都会知道本书书名的由来。
在中国，权利观念一度被人为是“异端”。我想，一个ฐ重要的原因是由á于传统观念作怪。人们是习惯于以民族的价值定向来决定对某一事物的取舍。既然祖先遗训里没有权利之词，定是“西域妖魔”在此作怪。宪法中有公民权利ำ的条款，白纸黑字，但是，不知此事的人大有人在。有一位基层领ๆ导听人说到“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之后，勃然大怒，要求追查散布此言之人，有人报告这是宪法条文规定，那位领导傲然一笑，冲口而出：“那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中国人讲法，总喜欢强调国家权力、整体利益，限制个人自由。
“法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也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们还强调“个ฐ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人予以漠视、避而不谈的。片面强调法的整体意志性，要求个体无条件服从，法的功能仅仅归结为制ๆ裁，这只不过是用现代化语言表述了传统的义แ务观念。“文革”十年，“全面专政”，上至国家元下至平民百姓，个人权利丧失殆尽，实在是义务观念展的极至。
新中国将“人民”的概念引进法律，并且规定由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旨在提高社会中绝大
多数成员的法律在位。但是，只注意抽象的人民整体，忽略๓了个ฐ人权利，人民至高无上的法律
地位与公民个人权利不受重视，就会构成无法排除的矛盾。我以为，在法律上，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是以公民享有权利ำ为前提的，人们只有充分认识并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才谈得上行使国家权力。就每个个人而言，他作为国家主人的法律地位先是通过个ฐ人权利ำ体现的。没有个人权利，人民权力也不可能ม实现。所以，权利ำ的观念应该成为最基本的法律观念。处于现代化进程中ณ的中国人，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先要变革观念，其中包括法观念。变革的前提在于认识传统，对传统的法观念进行再反省，使中国人从传统的义务模式中挣脱出来。不过，我同时还认为，一个民族的法观念要完成根本性的变革，仅靠自身的调整是无法实现的。中国现代的法观念只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政治为基础，因而，它的建立应该面向世界，不能依靠继承传统。传统的义แ务观念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也无法展成为ฦ现代观念。此间有一种说法，认为义务观念与权利ำ观念仅仅是中国与西方法观念的分界。这种认识用来说明古代法观念是言之有理的，但用于今天就有问题了。现在，权利ำ观念与义务观念的对立已由古代的空间差异展成为时间的差异，即传统与现代的标志。权利ำ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ว义法观念所否定的，而是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因为，商品经济必然要展，商品的运动也已经冲破了国界ศ和洲界，它所创造的权利观念也不再是只属于西方人的“专利”。依我看，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担心招致“崇洋媚外”罪名。
中国的传统义แ务观念正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最痛苦的冲击。几年前，当一位年轻的改革者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呼唤法律保护的时侯，响应的掌声甚微；如今，寻求法律支持的声音已经在温州、苏南、武汉、重庆乃ี至广袤的中ณ国大地上回荡。权利观念的兴起正在动摇着只讲义แ务的传统心理。虽然，冲突刚刚ธ开始，但毕竟在传统的大堤上打开了缺口。打开这个缺口的既不是“圣贤”，更不是自然力，而是曾经被视为妖魔的“商品”。
权利观念之所以萌芽于古希腊、罗马，并非历史偏袒某个民族，根本原因还在经济之中ณ。
权利与个人利益相联系，而独立的个人利ำ益正是在商品交换中ณ成为可能。现在民现，权利ำ观念确实是商品经济的一颗果实。希腊多山傍海，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以从事航海ร业为主，靠商业维持繁荣。商业的达缔造了具有独立个ฐ人利益的自由á民，由á此形成了注重个ฐ人权利的法观念。法律不过是用来确立和保护个人利ำ益。如果说希腊人的权利观念源于商品交换，成于民主ว政治，那么，罗马人将法与权利联系在一起更是直接受益于当时达的商品经济。
事实上，罗马法中最主要的并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私法部分，也就是直接涉及商品交换的法律。《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一开始就讲“私法是有关个ฐ人利益的法律”。恩格斯将罗马法称训“商品生产者社ุ会第一个世界ศ性法律”，就由于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法律关系都作了“无比明确的规定”。委靡法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权利ำ。权利成为罗马私法的核心。于是，私人权利即成为ฦ罗马法观念的重要特征。
但是，你别以为我有意要夸大希腊ຘ、罗马权利观念的积极因素า。我不否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希腊、罗马的权利观念与中国的义务观念一样，都属于古代社会的遗迹，就它们在当时的地位来说，不存在价值优劣之分。况且，古代的权利观念本身就带有不可克服的狭隘性。所言权利，仓库限于自由民，奴隶只是权利客体而无任何实际权利可言。
现代的权利观念毕竟是现代经济的成果，它的前提是“庞大的商品堆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都是权利观念的倡导者。洛克和卢梭将权利奉为人生而有之的东西，要求法律保护人的自然自由，希望在法律之下安静地生活和享受权利ำ和保护。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ฐ
有法律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á是
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基于上述价值定向，美国《独立宣言》将权利ำ说成是从“造物主”那边被赋与了并且不可转让的东西，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ฦ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之间成立政府，制定法律。法国的《人权宣言》确认：“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เ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á、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其实，赋与人们不可转让的权利的“造物主”并非自然，更不是神灵，而商品。只不过由á于当时的诸方面条件限制ๆ，人们还无法认识到，法律与权利的大规模结合，正是蓬ศ勃兴起的商品经济在做“红娘”。
现代社会的基础是高度达的商品经济。随着商品交换领域的扩大，权利观念愈来愈强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马克思、恩格斯将权利电结为一切现实商品生产的共同要求。大规模商品交换要求交换主体有自主的权利ำ，作为法观念中权利ำ，无疑是商品交换要求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遗憾的是，以马克思主ว义แ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在商品交换十分稀少的古代中国，人们的行为和观念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它的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商品交换于酚中国不但难以展，反而遭到诸家责难。这种状况直至几年之前都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中，很难设想会有权利观念出现。春秋战国之际，商品交换在中ณ国略见端倪便使社ุ会上下大为恐慌。正在论争中的各路大军纷纷掉转枪口，一致声讨“妖逆”。法家惊呼，人乃好利避害之物，必须以法去私，方可为ฦ安。儒家沿尚义，并将义与利ำ对立，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于喻于利ำ。”儒家认为，做事须ี当考虑此行为应该作或不应该作，而不应考虑个人利害。义成为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古人云：“天下将治，则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可见，在古代中国，只有应该行为或不应该行为之说，
没有可以这样行为ฦ之模式的合理存在。更有甚者，宋明理学张扬“存于理，灭人欲”一说，将
任何权利意识都扼杀在萌芽之中ณ了。近代中国，海禁虽开，但商品交换的展始终受到限制，无怪乎倡导权利ำ者只能孤芳自赏，响应者甚少。
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ำ，本应大力展商品交换，倡导权利观念。但是，由于闭知自守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模式，权力过分集中ณ，除了国家利ำ益之外，不承认其他利益的独立地位，于是，商品交换难以展，与之ใ相伴随的权利ำ观念也难于在人们头脑中确立起来。
亲爱的比尔，我对中国并没有失望，因为，事情正在起变化。与正在展的商品经济相呼应，中国人正在对传统的义แ务观念进行一次深刻๑的反思。它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身调整，而将是一种彻底的变革。权利观念与传统义务观念的角斗刚刚ธ开始，不过，我深信，作为现代社ุ会的客观要求，权利观念定会成为中ณ国法观念的主ว旋律。我时常寻思，哪一种法观念更符合社会主义แ。社会主ว义的法观念，我觉得就是能ม最好地反映人民权益的权利ำ观念。因此能确实保护和扩大公民权利的法律，才足以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
我以为，在权利先于义务的国家，人们才会真正自觉地服从法律，履行义务。在义แ务先于权利的国家，法律的命运并不一定比重视权利的国家更有生命力。
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正在改革，传统的义แ务观念即将失去存在的根基。有理由坚信，权利ำ观念是中ณ国法观念变革的方向。
忠实于你的朋友sh
第九封信
“对于中国人来说，和谐的便是好的。这并非单纯的审美意识，而是他们关于人生、社会、
自然乃至宇宙的最高理想。当然，也是他们解决一切纷争的出点。懂得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为ฦ什么中国人生来就嫌恶法律。在一个迅变化的世界ศ里，这种意识正在瓦解。”
亲爱的比尔：你来信曾说，对我们社ุ会如此之多的诉讼表示ิ担忧，并很想了解中国在这方面的情况。中
国人与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在生争端后，很少立即拿到法庭去裁决。否则ท，不仅亲
戚、朋友、同事嫌弃他，而且终身结仇的情况也不少。你可能ม会问，法庭是解决纠纷的机关，生纠纷后不到เ法庭去解决，难道还会有别的途径去解决吗？
是的，有别的途径。中国人所持有的共同诉讼意识来说：生纠纷后，当事人双方应先协商和解，和解不了时便通过有关的机关进行调解。
此外，也可以通过仲裁。只有在万不得已๐的情况下，才诉诸法院。你别不相信，下面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位朋友，他在中国一所着名的大学里学法律。由于邻居在他家门前盖了一个不小厨房，使他的家人出入颇受影响，因此，他想通过法院的裁决迫使这个邻居拆掉小房。但他的父母坚决反对。他母亲说：“在我过世之前，不许和邻居打官司。只要一打官司，两家就要结下世仇。”这样，我的这个朋友就打消เ了起诉的念头。起初，我对我的朋友讲述的这个故事的结局很不理解，但渐渐的我好象明白了一些。
在西方，法律被或多或少尊崇为ฦ神圣的事物，就象是众神和众人的女皇一般。法律调整着
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社会的良好秩序意味着法制第一。公民在生活中应该守法，必要时应该为法的尊严而斗争；政府也同样要守法。没有法，就只能是专断或无政府状态，暴力统治或混乱。法庭的作有不仅在于适用法律，而且还在于经常地解释法律。数世纪以来，西方的法学家建立了一套对法律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的体制，并有大量着述，使法学理论不断趋于深化。
与此相反，远东一些国家不接受这种观念。他们并不把维持社会秩序和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法律。他们固然也有法律，但和道德力量相比，法律只具有次要的意义，只起辅助的作有。中国在精神和道德价值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被传播到高丽、日本、安南、暹罗、缅甸等许多邻邦的文化之中ณ。中国不是没有司法制度，但她所愿意认可的，仅仅是自然循序；而她所愿意称颂的也仅仅是道德规范。在中国，有着全能ม的宗族族长、行会脑、家庭尊长以及一般行政官员，这些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规定了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并根据公平原则、惯例和地方习俗，解决所有的冲突。这种状况，总是限制着法官解决纷争的权力。这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中个核心组织，用来维护“家”的“礼”因此也格外重要。关于婚姻问题、亲属问题、继承问题──一般民法中的重要问题的解决，都由传统的“礼ึ”承担起来了。
政治社会的组织都是“家”的延伸，即以“家”为中ณ心而一点点扒推出去的。如“族”、“国”、“天下”都是“家”的扩大。“家”基于自然关系而组成，维系自然的基本价值则是“均”、“安”、“和”之类。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既然都是“一家人”，关系是自然展起来的，和谐相处就是必需的了。中国人当然不是对自然与历史中的冲突熟视无睹，但根据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均”、“安”才是正道，
冲突与矛盾则属变道。中国人认为，决定世界安宁和个ฐ人幸福的是和谐。和谐包括三个方面的
内涵。第一，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到เ中国来，你就会现甚至许多建筑的构造也体现了这种思想。就拿北京城来说，北京的外城中有内城，内城中ณ有皇城，皇城中有紫禁城，并且都是左右相对称的结构。东边有东四牌楼，西边有西四牌楼ä；东边有东华门，西边就有西华门；东边有文华殿，西边就有武英殿。第二，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秩序协调一致。为了避免瘟疫、歉收、水灾、地震，在进行私人的或公共的活动时都必须ี考虑四季的更替、星辰的位置以及自然界ศ秩序的变故。当权者自己则ท更应成为生活和自然秩序协调一致的表率，这是他们最根本的职责。当自然界保持良好的运行秩序时，也就象征着国家大治；反之，就表明维持自然秩序的当政者犯了某种过失。第三，人与人的和谐。在社会交往中，最应该讲究的是协调一致，解决争端的办法主要是和解。这种中庸和谐的民族心理，使得中ณ国人不习惯于在法庭上面对面地争辩。由此带来的诉讼意识的淡薄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礼治”是赫然有序，而“法治”则是残酷暴虐，人民群众对于法律唯有恐惧之情，而绝不把它看成是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办事人员的有意拖延，当事人的倍受屈辱，以及“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现象的出现，都使中ณ国老百姓视“衙门”为畏ั途，促使他们寻求诉讼以外的程序谋求争端的解决。
如果这还不能ม完全使你理解中国人不愿打官司的做法，我就要跟你谈谈另一个ฐ中国人固守的观念，那ว就是所谓“万事不求人”。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造成了社ุ会分工的不明显。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为工业展积累所必需的大量资金，而且，也不需要近代工ื业为之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这种经济制度反映到เ价值观上则表现为ฦ重近利，无远见；重储藏，轻流通。最大的价值是家藏万贯而不是资本流通。“万事不求人”，长时间被人
们奉为ฦ理想。这种价值观念，同近代技术所需求的分工协作和加资本流通以及扩大再生产格
格不入。交往的贫乏็，必然带来纠纷的稀少以及诉讼意识的淡薄。
在中ณ国，礼ึ仪、善意、正直的概念一向比强制ๆ与惩罚更受重视，和睦与调解一向被认为ฦ优于诉讼。这各做法为ฦ什么เ能在中ณ国行得通，原因上面谈了一些，这里还可以提一点。那就是，由于中国社会具有的某种单纯性，大多数人具有单一的法律意识，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ฦ。对中国人来说，理想的法官必定是以这种共同的法律意识来解释和运用实体法的。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不应完全拘泥于法律的框框，而要符合公正和人情。因此，应承担的损害赔偿的数目不应过应对损害行为负责的人的负担能力，不能ม使他本人及其家属因之陷于绝境。中国的礼或人伦制序并不否定法律和制ๆ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却不以此为止境。法律和制度的对象是抽象的、通性的“个ฐ体”，因而只能保障起码的公平或“平等”。礼ึ和人伦制序要求进一步照顾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但要在法庭上公开无视实体法比较困难，所以才更加重视调解程序。在这种程序中，共同的法律意识起着支配作用，人们就以此为准则ท来衡量案件处理得公正与否。
中国调解制度在世界ศ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๗80年9๗月拟订了一项ำ《调解规则》草案。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调解制度的文化背景，你就会对把它根植于西方国家土壤之中的做法信心不足。
西方国家多是由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构成的一种杂然共处的复合社会。因种族文化和宗教的不同，价值观也就不同。生纠纷后也就难以找到妥协的途径。结果，除在法庭上通过法律程序弄清是非，解决纠纷之外，别无他样的信念：唯法律至上，任何事物都必须ี服从法律，除法律以外，不服从任何事物。
你如果以为中国人的诉讼观念会随着对西方的开放而轻易改变，那就错了。英国学者李约
瑟在谈到古代中ณ国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交流时曾经说过：“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ณ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性。这是中国‘与世隔绝’的真正涵义แ。过去，中国是和外界有接触的，但是，这种接触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所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这对于中国古老的文明究竟是件好事还是坏事，那要具体分析。
当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相继衰落时，中国找到了在经济不达条件下的一种相对和谐的社会结构，使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展，成为古代灿烂的明星。然而，和谐也带来了保守，古代的繁荣带来了近代的落后。历史将表明，过去的一切，既ຂ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一个伟大的民族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在他未来的道路上都是有意义的。
中ณ国文化传统中有积极向上的内容，也有消เ极的落后的万分。其积极的方面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其消极的方แ面则可能成为中国人身上的包袱。新中国的法律虽然与旧中国的法律有着严格的区别，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历史传统的制约。因此，必须ี对中国文化传统作出恰当的评价。
你知道，孔子的法律学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全政治、法律、道德相互间的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他在企图解决这些矛盾进创造了一种“混合治理”的学说──伦理法律学，包含了某些对于现代“综合治理”有启作用的合理猜测。正象中国古代的中医学同现代整体医学有不少暗合一样。不过，儒学过分地夸大了道德的作用。孔子强调德教尽管有其认识伦方
面的原因和反对严刑峻法的用心，但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却有它严å重的缺陷。中国人的权利ำ意
识一向初被压迫在义务观念之下，这与儒学偏重于道德义务，而不重视法律权利ำ的倾向直接有关。在中国除不具个人性质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外，几乎ๆ没有人会为了行使法典规定的权利而诉之于法院。前不久ื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作者表了一篇论文，但编辑部ຖ一年多没寄给稿费。这位作者就很婉转地写了封信，提醒编辑部说，是不是稿费都寄给了每一位作者。报上的这篇小文章大力赞扬了这位作者的勇敢举ะ动。其实，这们作者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在中国，这就算作“勇敢”了。在中国，债权人往往是请求而不是强迫债务人履行约定的义务；意外事故的受害者也常宁愿自认倒霉而放弃他索赔的权利。你看，孔夫子的影响有多大呀！在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这种观念极容易导致忽视或无视公民权利的结果。依我看，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极大提高，是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
中国人是不甘落后的，一场伟大的改革已使世界震惊。我想，中国人的诉讼观念在这场改革中也许会生变化。理由之一，中国的产品经济正在被有计划ฐ的商品经济取代，由此带来的是充满生机的竞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身的依附性越来越小。据报载，合同工的人数已高达350่万。这必然会打破旧的中ณ庸和谐局面，人情关系迟早要让位于法律关系，诉讼增加也是不可避免的。理由之二，中ณ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法律与道德之ใ间的冲突，并开始倒向法律一边。最近我看了一部关于中ณ国改革题材的电视剧ຕ《一山二虎》。剧的结尾写的是工厂的工人含泪目送他们的厂长被警察带上了警车。这位厂长被拘留แ是由于他打伤了工人，打人的理由完全令人同情，在道德上也无可谴责。这部电视剧说明，起码在编剧ຕ的观念中ณ，道德力量已不能ม完全左右法律，否则，他就不会安排这么เ一个结局。理由之三，中国正开始走向多样化，必然使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为ฦ多种多样的方แ式所取代。可以预见，传统法律意识的独霸局面会被打破，彻底更新า国民法律意识的日子就要来到。
任何社会的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两代之间的价值对立。中国上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法律
意识，这种法律意识恐怕难以为年轻一代所接受。我认为，新一代公众和新า一代法官有可能突破中ณ国文化传统，形成一种新的诉讼意识。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忠实于你的朋友x
第十封信
“法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家以强制力支持的行为规则。这便是中国人的回答。它
与五十年前一位苏维埃法学家的定义几乎完全一样。为了解开谜团，我深入到历史和理论之ใ中……。我确信，没有这样一番探寻，就不能揭开谜底。”
亲爱的比尔：现在轮到我来跟你作关于中国法的学术通信了，不过，研究古代的历史并非我之ใ所长，前
面已有了l先生和s先生的大量论述。所以我想在这封信里集中谈谈当前中国人关于法律的正式理解。也就是说，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眼下有着怎样的“法概念”，或者说他们怎样解答“法律是什么”这一法理学的斯芬克斯之谜。不言而喻，尊崇孔夫子的古代中国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当代中ณ国对法律有着不同的看法，持有寻常杂沓见解的老百姓与确立了理论化概念主张的法学家对法律的看法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一般说来，老百姓的见解与传统法律文化有更多的血缘关系，而法学家的理论尽管与此也有明通暗合之处，但毕竟更多地与一种外来思想─
─苏联的法学观点有关。两ä相比较，显然是后者更有力地影响了当今中ณ国人的正式见解。而且想必你已知道，中ณ国已๐经从去年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全民普及法律”的教育运动。公民们不仅要被系统地告知各种主要部门的实在法律知识，同时还将接受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教育。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将使“正式见解”得到更广泛的确立。
那么，中国大多数法学家目前所持有的、从而也是公民们正在被灌输的是一个ฐ怎样的法律概念呢？或者说，他们怎样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呢？我挑选了权威性的《法学辞典》给出
的定义：“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ท
规范的总和”。几乎不加思索便可看出，这一概念的构成有这样几个要素：统治阶级、意志、国家、强制ๆ力、行为规则。乍一看，你会觉得这一概ฐ念的表述和这些要素的出现是似曾相识的，它的确在表面上与老牌实证主义แ──譬如说英国的约翰?奥斯丁──的法律概念很相似。这一点我们暂且不作分析，还是先来谈这个概念本身。你肯定马上就会问：这个ฐ概念是怎么来的？
谈到这个问题就不能ม不涉及苏联的维辛斯基的法律理论以及它的广泛影响。维辛斯基曾经在斯大林时期担任过苏联法学所所长、莫斯科大学校长、总检察长和外交部长。他在1้93๑8年正式提出了关于法的下述着名定义：“法是经国家政权制ๆ定或认可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适用的行为ฦ规则的总和，其目的在于保护、巩固并展有利于和适合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你看，八十年代的中ณ国《法学辞典》给出的法律概念与维辛斯ั基的定义几乎连词句都丝毫不差ๆ。
维辛斯ั基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法律理论影响最大的法学家。他的理论无疑反映了当年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特点。但是时间几乎ๆ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社ุ会条件极大地变化了，维辛斯基的理论即使在苏联法学界也早ຉ已不再具有独尊地位，但它却居然仍在以大胆改革实践着称的当代中ณ国大行其道，这的确令我这个局外人无法理解。当然，中ณ国法学界近些年也开始在法律概念问题上争论不休了，一些权威的报纸也介入了这场讨论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尽管有许多人不理解这场争论的必要，但是显而易见，概念的争论并非多余。因为不容争论的事实是：每当一个社会进行着巨大变革的时候，对法律概念的思考便会重新活跃起来。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美国人是如此，纳粹政府垮台后的德国人也是这样，即便是社会主义
国家也不例外。譬如说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法学家甚至从来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他们有关法
律概念的讨论居然持续了二十年！中ณ国人刚刚经历了那么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灾难，便开始了一场被誉为本世纪最为激动人心的社会实践的具有极大风险的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法学家对法律概念的探讨，不仅必然，也是必要的。我在来中ณ国之前对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的一点间接了解，来自达维教授的《当代世界ศ的主要法律体系》这部权威แ性着作。此书用了整个ฐ一编论述社ุ会主义แ法律体系，其中有一专章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曾经下了一番๘功夫，把它作为理解苏维埃法律的背景知识。没有想到เ它对我理解中ณ国人的正式见解也颇有肋益，因为中国人的法律概ฐ念正是来自苏联的官方แ法律理论。对于后者，达维是这样加以概括的：“法是在阶级斗争中ณ用以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并为其利益而维护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法是在阶级斗争中用以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并为其利益而维护社会不平等的工具。法是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关系中规定那些必须依靠组织坚强的国家所行使的压迫手段才能维持关系的社ุ会规范的总和”。达维的概括可以说是十分准确精当的，据此，就前面所述的法律概念所列出的五个要素า之外，还应增加一个新的要素：社会不平等也就是非正义。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吓人听闻的。因为，法律从来被理解为具有平等性和正义性，为何在这里公开被论定为不具有这种性质呢？再进一步说，一种法律理论既然作了这样的论定，那么它还靠什么号召并吸引人们来支持和维护它呢？显然地，这一要素与定义中公开出现的关于统治阶级、意志、国家、强制力、行为规则ท那五个要素า不是没有联系的。为了获得一种认识背景，我先来大致勾勒一下这种法律概ฐ念的形成过程。
据我的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有意识地建立一种系统的法律理论体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对这位亡友给予了这样的评定：马克思的毕生工ื作主要完成了两个重大现──历史唯物主ว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它们被认为分别ี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