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波斯人信札
——变革中的法观念
作者：梁治平、齐海滨等
致读者的信
大约半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本书的写作。当时，只准备承担其中的一小
部分，没想到，工作量越来越大，最后，整部书稿都交我作统一处理。现在，书稿处理完了，又想到一些事，似有必要向读者们作个交待。于是，就写了这封“信前”的“信”。
先是关于本书的书名。不用说，凡读过或听说过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人，都会知道本书书名的由来。
《波斯人信札》出版于1721年，可算是孟德斯鸠的成名之作。作者在本书中，以书信的形式，借两个波斯ั人之口，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出色的批判。这两点，也正是我们──本书的几个作者，在讨论中ณ国的法观念问题时竭力想要做到เ的。有趣的是，孟德斯鸠当年乃是冒了两个波斯贵族的名，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品评法国。二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是借助几位来自巴黎的青年的眼睛，从法观念角度对中国社ุ会作了一番认真的观察。本书所收的十一封信，就是出于“他们”之ใ手。实际上，写《波斯人信札》的是个纯正的法国贵族，而参与本书写作的，却都是地道的普通中国青年。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巧ู合。
孟德斯鸠安排两ä个波斯ั人出场，可能ม有增强戏剧性效果的考虑；但是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要把一些法国人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掩藏着的问题以一种截然对立的鲜明形式提示ิ出来，这，也是本书采用类似写法的考虑之一。
总之，把本书定名为《新波斯ั人信札》，主ว要是出于上面两种考虑。至于书中讨论的问题，自然颇不相同。因为ฦ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完全不同。甚至同为书信体，形式也不尽相同。孟德斯鸠以故事、寓言等方式来述说他的思想，本书则是直截了当地议论。也许，这会使一些爱看故事的人大失所望，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ฦ，本书是为那ว些愿意探究社ุ会问题，勤于思考，勇于批判的人写的。
其次是关于本书的写作。
本书共收信札十一封，由á五位作者分别写成。其中第八封信由á石台风撰写，第十一封信由á
贺卫方撰写，第一至第七封信由我写成。最后，由我对全书润色、加工，并加写每封信前的“引言”。
本书作者多人，行文风格各异，但是，我很高兴地现，大家的思路非常接近，所成各篇，正好相互补充。出于对各位作者的尊重，我尽可能地保持了原作的风格，但愿这不会造成阅读上的不便。
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一经问世，就颇为畅销。据说，当时的书贾见人就拉住说：“先生，我请求您，给我写一部《波斯人信札》吧”。本书名之为《新波斯人信札》，或难免有“续貂”之嫌。我们其实只是借其形式，取其精神，以抒浅见。倘遇苛责者，那也没有办法，谁让我们当初竟冒冒失失地选了这样一个书名呢？还是借孟氏的话来宽慰自己吧：“如果书是好的，人们一定会去读它；如果书不好，那么เ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
梁治平
19๗86๔年12๐月8๖日凌晨写于北京西郊
1987年3月2日改定
第一封信
一个来自巴黎的年轻人，向朋友谈起他对中国的一般印象：中国，“你可以叫她做古老的
新国家，也可以名之为年轻的老国家。在这里，死去的总要纠缠住活着的，活着的从未能摆脱掉死去的。……我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所谓传统文化表现出如此持久ื和执着的热情。”
亲爱的比尔：来到เ中国快一年了，可当你问起我对中国的印象时，又感到เ有些茫然。这一年中ณ间，我到过许多地方แ，同各式各样的人接触、交谈，也有过不少有趣的朋友。虽
然，他们谁也不能ม告诉我，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但从他们那里，我却非常真切地感到
了些什么เ。这些感觉是那么深刻、鲜明，它对我的影响，恐怕出了你的想象。所以，在这封信里，我希望能把这些直觉式的印象整理，归纳，变成你可以理解的东西，否则，对我下面要跟你谈的一切，你可能ม会觉得突兀，难以接受了。
怎么描述好呢？总之，这是个奇特的国家，既古老，又年轻；既ຂ保守，又激进。这一面是颓๙废的享乐่之风和卑琐的利己主义แ，那一面却是昂扬的精神追求和高尚的理想主ว义。中国人惯以冷静的理智态度处事，讲求实效，但从未根除不切实际的空幻乃至荒唐的念头。他们注重高度一元化的秩序，同时却容忍了巨เ大的混乱。在这里，你处处可以见到旧传统的痕迹，但又时
时能够感觉到新生命的活力。矛盾无所不有。在大都市街头拥挤的人群里，在市民们和善的微
笑后面，在西北部农民沉默的神情下，在学术沙龙热烈的论辩之中，只要你注意观察，都会看到它，感觉到它。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你可以叫她做古老的新国家，也可以称年轻的老国家。不管怎么说，她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国家，在这里，死去的总要纠缠住活着的，活着的从未能摆脱掉死去的。我这种说法，想必不至使你完全不知所云。因为ฦ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固有的传统，没有传统，文明便不可能延续、成长。对我们来说，没有亚里士多德，没有托马斯?阿奎那，便没有康德和黑格尔；没有罗马法，便没有《拿破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现实原是在传统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你当然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不过，有两个ฐ问题你必须注意。第一，中国文化是老人文化，是祖先崇拜的文化。它的特点是向后看。中国历代统治者和读书人在中国历史中，这两种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都服膺于孔、孟的学说。而孔、孟等人又是以更早的圣贤为楷模的。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早在孔、孟之前更为久远的年代里就大体形成了，孔、孟不过是把更早的历史实践提高到理论的层次，把它系统化，哲学化罢了。中ณ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它的许多重要传统一脉相承，并无根本的改变。而且，它具有很强的韧性，善于吸收，实则是同化各种异己的文化因素。这种特点恐怕正是近代中国人变传统文化为历史包袱的内在原因。它对中国文化的展实际并无益处。第二，至少到เ近代以后，传统之于中国人，与传统对我们，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这是因为ฦ，两种传统的历史命运完全不同，它在生活中的地位和表现也很不相同。在我们那里，对传统的继承的吸收是成功的，比如个人主ว义和法律观，都是从过去承受下来的，它们已经完全融入到现今的生活里去，几乎是不露痕迹的。除了作学术研究，我们便很少想到把传统与现实分开来看。中国人则不然。近代中国文化充满了矛盾，他们有许多传统不适应世界的变化。他们不能不借鉴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无法同化它，他们必须ี抛弃一些旧传统，实际又没办到เ，先是不愿意。经历着这样一种矛盾的中ณ国人，对于文化传统的感情是复杂的，态度是敏感的。这个问题我在下面还要提到。
对一个ฐ地道的欧洲人来说，不但中ณ国的过去是个ฐ谜，现在的中国人也有不易理解的一面。
为ฦ了认识和理解他们，我作了很大的努力，经历了思想和感情的转变，当我觉得比较能理解他们的时候，我现，我也颇็有些中国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提出上面两ä个问题请你注意。
现下的中国有两个ฐ词颇为流行：一个是“文化”，一个ฐ是“传统”。可是他们所说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我经常听到人们起劲地谈论“文化”，末了，却不知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老实说，我对这种探讨的效果是颇็感怀疑ທ的。中国人一向是聪明的，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却不大习惯。他们似乎不喜欢分析和描述事物，却偏爱形容词，并且经常用来作直观式的概括，因此是很难把握的。据说，中国古典式文学批评论着都是如此。据一位文学方面的行家朋友说，近代以前，中ณ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西方式的文学理论书。因为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论着是只有品味而无理论的。从这里，可以见出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他们长于综合，短于分析；注重整体，忽略部ຖ分；博大而不精深，含混而欠精确。唯一的例外大概是考据学。这种学问在清代极盛，它固然除去了空疏，但是也并未中总结出一套精确的术语、概念，更没有一种能够普遍适用的推理方法或理论框架。所以，运用含混的概ฐ念做直观式概括的作法直到今天还很流行，对于这种学术研究的方式，有人戏称为“朦胧诗”，看来是有道理的。总之ใ，这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一些传统的批判者似乎也未摆脱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现在一般人谈论“文化”便是如此。
“传统”这个词也同样含混，但与“文化”一词不同。大家谈论文化，尽管理解各有不同，却都肯定文化的重要，认为有必要把它说清楚。至于“传统”，人们在提到它时，大多含有某种判ศ断，带有几分好恶，似乎这“传统”要么是敌人，要么เ是朋友，二者必居其一。人们常常
为之生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是概念上的，也是感情上的。这也难怪。传统之于中国人，并
非死了的过去，而是活着的现在。人们天天可以触摸到它，感觉到它。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只是因为观察者的立场和涉足领ๆ域有所不同而已。它的存在，它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影响，则是确凿无疑的。
说到传统，就不能不提历史，不懂得传统，你就没法正确认识中ณ国，而不清楚她的历史，你就弄不懂传统。传统并不就是历史，它只是历史地形成的。如果把它看成是浓缩了的历史，活着的历史，也许更恰当一些。
中ณ国的历史确实让人着迷，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谜。它没有欧几里德几何学，但有许多惊人的科学明；它不讲焦点透视和黄金分割律，却有无数足以流传千古的真正的艺术杰作；它不曾信奉过上帝，但有着千百年一脉ำ相承、深入人心的道德观念。甚至在这个国家里，事事都要受道德的支配，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翻译成“善”与“恶”的语言，也几科没有什么冲突不可以借道德手段加以解决。在这里，道德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官方的，某些道德戒律，要靠政府官吏和国家法律来执行。这与我们的传统道德观显然大不相同。如何评价中国古代传统，这是另一个ฐ问题，但只要我们不是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者，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独特价值便不能一笔抹煞。
在我们这个相对论时代，讨论价值问题大概最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就是中国人自己，对全心全意的传统文化也从来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和态度。
按照文化类型学的分类标准，中国应该被归入哪一类，这是学者们应予回答的问题。我所
能确认的是：中国历史的展大大不同于欧洲，因而不能仅仅以我们西方人习用的标准来批判
中国文化。这种价值的相对性产生于文化类型的不同。本来，如果没有十六世纪以后世界史的形成和展，东、西方的不同类型文化会循着各自的途径展，永远不会相交，更不会生严重冲突。不幸，世界ศ史一旦形成，所有类型的文化就都融汇到เ一起了：印地安的，非洲土着的，中国的，印度的等等。自然，这个ฐ潮流的主要部分是近代突然崛起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现代化进程从这里开始，统一的世界历史也由此形成。这样一来，世界史也好，现代化也好，都不能不带有西方แ文明的色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有东方民族同时都面临ภ一个极为深刻๑的矛盾：文化的冲突。对于欧洲以外的民族来说，纳入到世界ศ历史的进程并非出于本意，它们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它们对这场历史巨变完全缺乏็准备。更重要的是，代表西方文化的那ว些价值，大不同于它们固有价值观，甚至是针锋相对，截然矛盾的。可是现在这些令他们生厌的价值观连同现代化的目标一起被强加于它们。接受这个挑战，意味着要改变甚至放弃自己้的固有传统，转而采用某些完全陌生的制度、思想和观念。这个转变自然痛苦异常。
一部中ณ国近代百年史就是在这种痛苦中挣扎写成的。本世纪初ม，中国在输入西方的技术之ใ后，开始输入西方แ的思想和制度，制ๆ定西方式的法律，
甚至进行西方式的革命。这可以说是中ณ国人进行现代化的尝试。这个ฐ尝试有一部分是成功了，
有一部分还在探索中ณ。成功主要表现在政治革命方面。然而，问题一涉及制度后面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文化传习，就不那么简单了。文化的差异巨เ大而深刻。它可以支配人的行为乃至全部的社ุ会生活，却不为人所知，它的根基深埋入民族无意识的最底层，极难改变，至少，比社会制ๆ度一类表层的东西，要隐秘、稳定得多。更何况，中国人一向自以为ฦ是，事事都要用祖先传下来的那ว套道德来衡量。虽然，它在事实面前也要低头，承认西洋人的枪炮厉害，物质文
明达，可是最终，总有一条要牢牢抓住，那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天下第一”。用一些“新า儒”
的话说，西方有物质文明，中国有精神文明，未来的世界大势，就是这两种文明的完美结合。中国人的这份自信，大概与它早期的辉煌ä历史有关欧洲中心论不也是成功的副产品吗？。不过，历史毕竟是历史，现在的人不能ม靠古人吃饭。过去是天下第一，不能保证现在也能够跻身于先进之列ต，落后了就要承认落后，然后奋起直追，否则，怕是连生存下去也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那不可救药的自大心理真是让人吃惊。因为直到เ现在还有以中ณ国精神拯救世界的主张，殊不知就是因为ฦ这类人太多了，中国人在向现代化目标行进时，才总显得步履维艰。总之，本世纪以来，中国人始终面临着一种摆脱不了的矛盾。固有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过去的与未来的，老是纠缠在一起。这也许可以说明，为ฦ什么一百多年来，所谓文化论战在中ณ国总是生生不息。他们总是不断反省自己้继受的文化，热衷于研究各种文化的不同，当然先是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不过，我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讨论者都能把中国历史放到เ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观察和估量，并且提出现代化问题作为基本的参照系。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总是喜欢一般地谈论“文化”问题，使用一些含混的词句和玄而又玄的概念，让你弄不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和究竟想要说明什么。这种毛病在一些传统的批判ศ者与反对者身上也并非罕见。
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传统本身的因素外，可能还有现实的原因。有人用本世纪初新า文化运动的经验作例证来说明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早期文化讨论者如严å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不只限于抽象地谈论文化，而是把触角同时深入到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宗教、社会等各个领ๆ域。虽然，他们也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毕竟做了些扎实的工ื作，至今也还有其价值。相反，今天许多文化讨论者只是笼而统之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点，比起半个世纪以前，或许变得全面些，辩证些，因此也温和一些，稳妥些，但实际并未有所深入。特别ี是因为，大家很少注意对传统文化基本构成部ຖ分的具体剖析，对一些与民族命运直接相关的领
域和问题更少涉แ及。这一点，比过去是一个ฐ退步。其中ณ的原因是复杂的，也很有趣，可惜不能
在这里展开来谈。
我要告诉你的是，有几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最近提出了一个很有创见的研究计划，准备就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具体命题展开分析。比如，他们认为，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则崇尚权力；西方人重平等，中国人习于等差ๆ；西方人按契约办事，中国人则服膺权威แ；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价值，中国传统只讲集体而无视个人；西方人以公民立国，中国人则只知有群众而绝无公民意识；西方人尊崇法律，中国人则ท事事以道德为归依，等等。这些对立的命题在现实中不一定都象理论上那样纯粹，但大体上可以用来说明中、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植根于它们各自的哲学中，同时也表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态度和各种具体制度中。所以这些年轻的中国学者立志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作社ุ会学的、法律学的、政治学的以及伦理学的研究。他们认为ฦ，没有这类具体而扎实的研究，只是一味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原则、精神，不过是徒劳无益的学术游戏，不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他们甚至认为，时下的文化讨论不仅在这些方แ面几乎是空白，比五十年前是个退步，即便在讨论一般所谓传统文化的原则、精神方面，比前也无甚进步可言无非是占了时间上的优势罢了。
这个结论中ณ一般中国人看来大概过于偏激中ณ国人喜欢四平八稳，总是强调“全面”，我倒很赞赏这种鲜ຒ明的态度，特别是他们要把传统文化作社会学剖析的努力。实际上，如果不这么做，这场“戏”恐怕就该收场了。因为ฦ实在没有内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
上面讲了这么เ多有关中国近代史和目前学术思潮的问题，你也许看得不耐烦了，不过，这些并非题外的话。因为我对中ณ国的看法，离不开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离不开这一年来我接
触到的中ณ国学术潮流和那些活跃于其中的年轻学者们，正是他们启示我从一个ฐ新的角度来认识
中ณ国，这就是：利用我在巴黎大学受过的法律史教育和相关的知识与方แ法，从一个具体领域─
─法的领域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朋友们很重视我的研究，经常帮助我搜寻资料，给了我大力支持使我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进行了几个很有价值的课题研究，并且大有收获。考虑你一直在从事法律文化的研究，对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东方แ大国法律的今昔不会毫无兴致。我想在将我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之前，先就有关问题与你进行一段时间的学术通信将会是有益的和有趣的。你以为如何？
忠实于你的朋友l
第二封信
“法等于刑é！这便是中国古法的神圣传统。因此之故，法不能至上，不能作自由á的尺度、
权利之保障。它的全部社会功能ม，不过是‘令行禁止’四个ฐ字。这种法，只能ม是帝王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xiaທngbao手段。”
亲爱的比尔：想不到เ这么快就接到你的回信，你对我上封信中的提议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和兴趣，使我十
分高兴。只是，以通信方式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虽然可以不拘体例，活泼自由á，毕竟是信笔所至，不一定都有严密的论证，更不能详尽地引证资料é，这自然要使学术气氛大为减弱。将来如果公开表，怕不能登大雅之ใ堂。权作漫谈吧。
来中ณ国之前，虽曾学过两年法律史，但对中国法律的思想和制度，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时的，还真不甚了了。即使是到了中国，起初ม也不曾想到要认真研究它的过去，只是想对中国现行的法律有些了解。我现，学习这些法律并不困难，因为，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法律，从技术上说，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而且，迄今他们依然强调向“外国”学习对一个受过欧洲大陆国家教育的人来说，了解这些写在纸上的法律是很容易的。中国的法律条文不仅在数量上比我们的少得多，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过于简单了。不过，当我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耳闻目睹，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些内在的东西有了真切的感受之后，我才明白，事情绝非如此简单。且不说，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无法避免写在纸上的东西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在中国，表面上的制度与人们实际的行为方แ式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差距，比我可能ม想象到的更为ฦ
巨เ大。最根本的原因大概在于，中国当代法律的基本制度源自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而制ๆ度后面的那ว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ຖ分，有其深厚的根基，绝不是任何一种政治或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者清除的。尽管中ณ国人引进西方แ法律制度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但是，透过他们的言谈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法外的独特的行为准则ท。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到中国以后，我最大的收获是对这个国家古老传统的新现。
一百年以前，中国人对他们的法律持何种看法？我不敢肯定论断，但是至少，他们不会为自己้的法律而自豪。历代统治者都制ๆ定法典，至于法律是什么，用它来作什么เ，从来没有人去探究。只是在近代以后，它才成为一个问题今天，如果我竟然来谈论“中ณ国的法律传统”，很可能会招致诘难。因为ฦ，在很多人看来，是否有这样一个传统存在，甚至中国古代是否有法律，也是大可怀疑ທ的。当然，持这种极端看法的人今天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不妨把对法律传统的承认当作一个前提，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比如，中ณ国古代法是否达，中国历史上是否实行过“法治”，等等。据说，我来这里之前的几年，中国学术界ศ曾就后一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找了些当时的文章读过，现那些争论往往是在一些基本概念并不十分清楚，论争双方也未就所要谈的问题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开战的，其结果，不免是枪弹横飞，没有“命中率”，因而少有建设性成果可言。至于前一个ฐ问题，中国人倒是比较一致地认为：不达。根据这种看法，倒是我这个问题提得不合适了。中国古代法怎么可能是达的？中国法决定于中国社会形态，这就是说，它或者是奴隶制法，或者是封建制法，这种法律无论怎样，与资本主义法律相比，总是不达的。这种推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不曾受过批判的教条之上，这个教条先假定中国社会的展与世界其他国家，先是西方国家的历史相同，经历同样的阶段，具有同样的形态演变，然后假定，中国古代法和其他国家法律制ๆ度也沿着同一途径演进。差ๆ别只是量上的，
可以用同一种标准衡量。换句话说，中国法只是没有成熟的西方法，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中、
西方的法律就会相遇。这与我的研究结果正相矛盾。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法完全不同于西方法律，这种差异是类型上的，或者说是质上的。时间的延续，只会使这两种类型的法律离得更远，所以，必须树立新的评价标准。这就意味着抛弃上面那个ฐ教条，否定那个假定。这就是我的出点。一句话，我着眼的是文化差ๆ异。
文化类型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了解这种差异，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具体观念、制度之ใ间的深刻不同。我想，我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研究足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下面所谈的，主要不是一般的所谓文化类型，而是为ฦ这种文化类型所决定，同时又表现了这种类型一个方แ面的法律观念和制度。
记得很早ຉ以前，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东方แ文化的着作，我对中ณ国古代法的那点可怜的知识，最早是从那里得到เ的。在那本书里，涉及中国法的部分大概ฐ不会多于一小节，讲得很省略。当时，我的印象是，中ณ国古代法是一种极为奇怪的混合物。它是理性的，但又非常幼稚；它已经越了宗教与巫术的阶段，但还不是“纯粹”的法律；它有些庞大的法典和法令汇集，但它既无法学家也无法学院。特别是古代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叫做“礼”，它与法的关系非常独特，有时，你很难弄清，究竟“礼”就是“法”，还是“法”就是“礼ึ”。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当时的印象，觉得清楚了许多，对有些以前感觉困惑的问题渐渐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法”的认识。
古代中国人对于“法”的看法，与我们很不相同。有时，我竟怀疑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可以比较的基础。我采取的办法是，先不对它们作出评判，而是在彼此印证中找出二者的异同点，
然后再看能否找出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评价它们。当然，即便是这样做，也还需要有一个最一般
的基础，否则ท，就连比较的可能性也不复存在了。
我们通常所说的法，是一种“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只与私人有关的强力不宜称作法。此外，法的概念一定与某种秩序有关。这两点在中国古代法中都可以见到，与西方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中国古代法更多暴力的色彩，而且，作为一种秩序的象征，它也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适用范围实际上非常有限。数千年间，在这个ฐ古老的国家里，真正可以看作秩序支柱的主要还不是“法”，而是“礼”，或者，也可以说是“礼法”。关于“礼法”，我想以后再谈，现在先谈谈“法”。
我们西方人接受的遗产是很丰富的最重要的恐怕要数古代希腊的哲学和罗马法了。从希腊人那里，我们接受了自然法的观念，把法看成是支配宇宙的法则ท，理性的命令，正义的准则ท，一切人定的法律都要遵循它的指示。因为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罗马人那ว里，我们接受了一笔更大的遗产──罗马私法。它不但是近代民、商法最重要的渊源，而且也是我们全部近代法律学的基石。正是这些东西──希腊人的正义แ理论、罗马人的契约观念和权利意识，构成了我们法律传统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些东西又恰好是中国古代法和中国文化传统中ณ所欠缺的。
上面讲中国古代法也与秩序的概念有关，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论。如果具体地考察，它实际只关涉แ到社会秩序的一个基本方面，即社ุ会治安，出这个领域，它的作用就很小了。我们在希腊ຘ法律中所见之政治功能和在罗马法律中看到的民事功能，都是中国古代法所不曾具有的。这一点，从它使用的手段就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必须是附有刑罚的规范才叫做法，才能ม被
收入法典。换名话说，中国古代法是以刑罚为特征的。用现代术语说，中ณ国古代法都是刑法。
证实这一点并不困难。
中国最早和最着名的成文法是战国时期李悝制定的《法经》。中ณ国法后来的展，一直到清末以前的所有法律，都跟这部《法经》有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渊源，这是历史上的一件事实。问题是，事实为什么会如此，这就要求助于逻辑上的证明。它可以告诉我们，《法经》与后来历代法典实际有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法经》本文早已๐散失，根据后人记载，可以知道它的大概内容。《法经》共分六篇，分别是《盗》、《贼》、《网》、《捕》、《杂》、《具》。这种顺序的排列自有一套理论。按照中国史书上的说法，李悝撰写《法经》，“以为王者之ใ政莫急于盗贼”，所以把《盗》、《贼》两篇列于律。这两篇的内容正好涉及两种特定的犯罪行为，可以说是关于这两ä种罪名的规定。既然有犯罪行为，就应缉拿罪犯，所以，接下来的两ä篇分别ี为《网》、《捕》。此外，《杂》律是关于《盗》、
《贼》以外其他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具》律则是关于酌情惩处犯罪方面的规定。中国史书上说，《法经》六篇“皆罪名之制也”，看来完全正确。当然，《法经》是早ຉ期法律，本身就很简单，涉แ及面相对狭小。且不说唐以后的法律，就是秦、汉两朝的法律也远远不能为《法经》包容净尽。至于隋唐以后，光是正式的“律”的篇幅就大大增加了。尽管如此，法律依然是刑法，依然具有深厚的暴力色彩。这一点始终未变。《唐律》十二篇，其中有些是关于户籍、财产、契约、婚姻ี等方面的规定，这些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事关系”。可是另一方แ面，《唐律》又确实是一部ຖ刑法典，违反《唐律》而不受刑罚的规定大概是没有的。这实在令人惊奇，古代中ณ国人竟没有“民法”这个概ฐ念，也没有“民事关系”的自觉意识，他们用以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是刑法而非民法。这在他们是极为自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只能有一种，那ว就是
以暴力、刑杀为ฦ标志的强制ๆ手段。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权威学者有大量论述。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关于法的完整观念已经形成，法的系统理论也已出现。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法的基本观念并非古代圣贤们论争的结果，而是他们辩难的前提，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同点，就好象我们通常所说的公理。
当时，有所谓儒法之争，这在中ณ国历史上是很着名的，儒家力主“礼ึ治”，实际上是从人心入手，强调教化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法的作用只能是杀人、刑é人，这种办法固然可以收到เ威吓之ใ效，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可能慑于强力，表面上顺ิ从，心里却继续转着邪恶的念头，千方แ百计逃避刑罚，背地里做坏事。相反，如果通过教化使老百姓知于情，明于礼，把外在的规范化为内在的习惯，就可以使人人都知礼，守礼，从心底里根绝不好的念头。这样的社会，即便没有法律，也会秩序井然。这在儒家看来，便是“天下大治”的佳境。所以，儒家的最终理想，就是要使刑罚法成为无用之物，没有法律的社会才是最理想的社会。与这种主张相反，法家一派绝不相信“礼”能ม够成为社会秩序的支柱，更不相信只依靠教化手段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他们认为，只有严刑峻法，赏罚分明，才可能国富兵强，立于不败之地。法家人物极为注重法的作用他们的着眼点并非使人“为ฦ善”，而是令人“不能为非”。出点不同，主张也就大不相同。不过，分歧只在于“任法”还是“任德”，也就是说，治理国家应该以强调，运用法律为任，还是只依靠教化？至于法的性质如何，它的社会职能怎样，简言之，法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并无人提出不同看法。难道法不就是以刑为ฦ核心，旨在令行禁止的xiangbao手段吗？法家固然极力主张要充分运用这种手段，而儒家所反对的，也不过是无节制地滥用这种手段罢了。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反对施ๅ法严苛的不乏其人，而对法的职能ม、法的权威来源提出疑问的竟无一人。从《法经》到《大清律例》，二千余年之中ณ国
古代法，毫无例外都是刑法典。可见，法以刑为核心，乃是中国传统法观念一以贯之ใ的本质特
征。与此相连的，还有中国古代法的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是从《法经》的时代就有了的。
前边讲到《法经》六篇篇目时，曾引了一句中ณ国史书上的话：“王者之ใ政莫急于盗贼”。这里隐含了一个意思，法律是“王者”制定的，要为“王者”服务。既ຂ然施政先要解决“盗贼”问题，法律就不能不满足这个需要。这就是置《盗》、《贼》为篇的缘故。从这里可以见出古代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看出法律与君主ว权力的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各派大师也有很多论说。比如，一位早期政治家、思想家叫做管子的，他就明白指出，君主王者是法的制定者，官吏是法的执行者，民众则ท是法的服从者。另一位着名法家人物韩非，他把法家中各派意见综合于一，融汇贯通，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工作。他对法极为重视，认为无法则民众就失去了作人行事的“规距”，那就既于秩序，也无君主的威严了。但是，只有法尚不足以治国。法是公开的，要让臣民都知道自己应作什么，不应做什么。除此之外，还应有一种权谋之术，这种“术”是不能公开的，它是帝ຓ王控制、驾驭臣属的秘密武器，终身不可以示ิ人。“法”和“术”性质不同，功能却是一样的，都是帝王手中的工ื具。韩非认为，只有这两样还不够，还应该有“势”。所谓“势”，就是“位”，即权力角逐中ณ所处的至上地位。处于高位，权势逼人，不怕人不服从。这个“位”当然只是一个ฐ标志，“权”才是它的内容。一个至高至尊的帝王，虽然可能手无缚鸡之力，但却握有生杀予夺之权，无非是因为他据有王位，握有大权。所谓法，不过是这种至上权力的一种表现，是由á“势”中派生出来的。由á此可见“势”的重要。法家人物对于“势”的推崇，实际是一种权力崇拜。有了权力便无所不能，这既是现实，又是理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之ใ争多而且酷，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把法看成是一种工具，一种xiangbaທo手段，与法以刑为核心有很大关系。法的功能既然只限于
惩罚犯罪，自然只可能具有单一的xiangbao色彩；法只能用来维护社会治安和执行君主ว的专横意志，也就不能不成为单纯的工具。希腊人之所以把法看得崇高，甚至创น造出“自然法”这样神圣的观念来，那是因为，希腊的“法”是与正义、公平、理性和权利这些基本概ฐ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西方的语言当中ณ，“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字。这个传统是古代希腊、罗马人传给我们的。我们祖先如此重视权利的观念，与中国的传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压根就没有“权利ำ”这个概ฐ念，按中国人的说法，身体肤受之父母。一个ฐ人从来到这世界上，终其一生，可以说没有任何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甚至“自由”这神圣的字眼也是他们感到非常陌生的。归根到底，中国文化中ณ没有真正的个人至少，从我们的立场观察是如此。这就难怪，他们的法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都与正义、权利和自由的概念无关，它几科就是“刑”的同义语，永远都是统治者手中ณ的工具和武器。
这种传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最终渊源于哪里，这些，是我反复考虑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下次接着谈，但愿你会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