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韩愈为了从形式上完善儒家道统，特别凸显和表彰了《孟子》、《大学》和《中庸》。这项ำ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แ，其价值甚至已经过道统说本身。正是由于韩愈极力推崇，加上他的学生李翱从旁้辅助，《孟子》、《大学》、《中庸》才能脱颖而出，进入主流学术的视野，并得以最终在宋代与《论语》一起被列ต为“四书”。
与韩愈借鉴孔子之说将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不同，李翱更多的是从孟子的思想中寻找人性论的根据。所以，他反对韩愈“性分善恶”的观点，主张“性”只有一种，即：纯善无恶之性。人的先天本性都是善的，无论是残暴如桀纣，还是圣明如尧舜，他们在本性上并无丝毫不同。他们的行为之ใ所以表现出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不在于“性”的差ๆ别，而在于“情”的迥异。“情”是“性”之动，性情相依，不可缺一。无性，则情没有产生的根基；无情，则ท性无法得到表现。与“性”的纯善不同，“情”是有善有不善的。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七种情绪都是情的表现。当七情合乎ๆ中道时，其“情”清明，“性”也因没有被遮蔽而朗现其善；当七情混乱、交叠侵扰时，其“情”昏聩，“性”被遮蔽而不得显其善，只能ม表现出“情”之恶的一面。因此，尽管人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不善，但这并不是“性”的罪过。正如一条溪流浑浊，并不是由于水流本身造成的。溪流浑浊的根源在于泥沙泛起，污染了水流；人之邪恶的根源在于放纵情欲，遮蔽了善性，使其性不得睹。所以，一个人倘若要想实现自我、成为圣贤，就必须恢复其性而节制ๆ其情。
《五经正义》是第一次以官方แ的名义แ对五经进行系统注疏。《五经正义》以南学为主ว，遍采各家传注，折衷其间，为之ใ疏解，而成《毛诗正义แ》、《尚书正义》、《礼ึ记正义แ》、《周易正义แ》、《春秋左传正义》等，合称《五经正义》。
《五经正义แ》考订经义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注宜从经，疏不破注”。“注”指的是汉晋以来学者们对“五经”文句所作的注释，“疏”则ท是晚近的学者对“五经”所作的更进一步的疏解。《五经正义แ》在为ฦ经典确定统一的经义时，虽然兼采“注”和“疏”，但只要两ä者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一定是尊崇“注”说而删改“疏”义，严格遵循前人的“注”，而不敢保留与原注相左ุ的疏ຕ解。
纬书《孝经·援神契》中ณ也介绍了一条谶言：“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๑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卯金刀，我们知道指的是“刘劉”字；禾子，是上“禾”下“子”，指的是“季”字。这条谶语说的是刘邦ะ兴起的故事。刘季就是刘邦，因为他在家排行最幼，按“伯仲叔季”的秩序，应该是“季”，所以他的字是“季”。这条谶语不仅暗示了刘邦的崛起，而且通过孔子受宝玉，其文刻有此谶的形式，强化了刘ถ邦崛起这一事件的说服力和神圣性。
第六，学风不同。今文经学多喜欢挥孔子的微言大义แ，好谈阴阳灾异谶纬之ใ说。古文经学偏重章句训诂，少说阴阳灾异，甚至排斥纬书，视为诬妄。
至东汉中叶以后，两派渐有融和的趋势，今文家善用谶纬以说五经，而古文经派虽专究音韵、训诂，专心于笺注，然已有纳谶纬于说经之中，如贾逵为了立《左氏传》，不惜称引谶纬，取悦人君；马融亦尝考论图纬，至郑玄而遍注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ณ的优点，融会二家，对日后的学术思想展，影响至为ฦ巨大。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ใ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经过董仲舒的一番๘改造，儒家渐渐弱化了道德心性的色彩，与社会政治贴合得越来越紧ู密，儒家蜕化为ฦ政治化的儒学。这在为儒家赢得优胜地位的同时，也为它留下了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