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哲学的立场来看，人类真是可怜的一群，虽然累积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多少人的才智与能力，如何如何地为某一地、某一国，甚之全世界ศ的和平康乐，竭尽心力去努力。但是人类的历史，始终还是在扰攘和变乱之中，好像除了扰攘变乱以外，便无历史的内容似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才不断地产生了东方的圣人、西方的哲人，随时随地，在种种艰困的环境中，为人类、为国家、为民族而寻求学术思想的方案。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东西，大致都不外于此例。
自明末清初ม来讲，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大儒，便有黄梨洲、顾亭林、颜习斋、李二曲、王船山等人。他们都身受国破家亡的痛苦，鉴于明末学术思想的颓丧，和朝野社会风气的腐败，深切地体会到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等根本大计，必须以重振学术思想、敦正人心，为第一要务。因此他们的学术思想，似乎ๆ都是一循旧贯，为辨别ี明宋、明儒家理学某些思想的观念。但在实质上，都为鼓吹民族正义、反清复明而努力，以为经世之ใ学的阐扬。可是清初ม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父子三代，都是不世的英才，他们也深知这个道理，因此极力注重文事与武功的作为上，竭尽所能地吸收清初诸儒学术思想的精华，作为励精图治的张本。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明、清之际诸大儒的千秋事业，恰恰遭逢康熙ກ三代父子的时势，就被他们所吸收利用而成为一代的事功。其中顾亭林与王船山二人的学术思想，却一直笼罩了三百年而影响到六十年代的现世。此中的前因后果，牵涉แ太广，所以暂略而不谈。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的正变，便是清兵入关以后，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谁能ม相信清兵入关，只以三部书就统治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要满族子弟，只要熟读一部《三国演义》，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就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秘诀。他要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规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老实说，康熙ກ把中国文化“孝道”的特征，深入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แ面去，这是他的一大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讲，他利用了“孝道”做为统治的权术，他用“孝道治天下”的办法，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ว义แ；同时又采用汉代地方选举“贤、良、方、正”的办法，而开了“博学鸿词”的特科，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ฦ。试想：人人都须作孝子顺ิ孙，家家都要孙贤子孝，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然而无论康熙“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权术的运用，此举ะ可说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并不须要过分急于全盘西化或半西化。事实上，一般的思想大体都已洋化。单从教育方แ面来讲，无论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人心的观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ณ“爱”的教育为重心。尽管有人作调和论者，独如运用八卦的“纳甲”方式，解释“爱”与孔子所说的“仁”是同样的意义。但言“仁”者自论其“仁”，主ว张“爱”者还自讲其“爱”。“上帝爱世人”和“我爱你”、“父母爱子女”、“师长爱学生”，一片模糊，统统进入混淆不清、“一以贯之”的笼统观念。其实，这许多“爱”的概念，各有各的范畴，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ม知“仁”的智者，才可“知其方”矣。无论在美国、在欧洲，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习惯和范围，并非一味的“溺爱”。他以“爱”为ฦ中ณ心，培养后一代各自独立奋斗的精神。并不像我们“拿到鸡毛当令箭”，因此而产生新า式家庭教育，一味地变成“溺爱”和“乱爱”为能事。这是作为现代中国家庭主体的父母们，必须重新检讨的地方。
距今百年以前，东方的古国——中国和日本，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西方แ新兴国家的眼光里，几乎也被视为第二个ฐ或第三个印度。其时，日本和中国，都同时警觉到关门拒盗的迷梦并非良策。于是，先后派遣留学生到เ外国学习西方文明。但是，那个ฐ时代所谓西方文明的重心，是在欧洲的英、法、德、奥等国家；美国，仅属其次而已，并不像现在一样有举足轻重之势。
2西风吹乱黄华
对于历史文明的进步或退化的观念，有了如上的了解，便知人类对于现实和反现实的问题，是从精神意境和物质文明的矛盾冲突而来，历古至今固然如此，往后也未必能够安稳。现在试举近世和现代西方文化，影响了二十世纪青少年思想和心理的趋势，便可知道这种演变的前因和后果。
二但从十七世纪以后，工业革命和科学的创น造，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促使工业的达和国家经济思想的勃兴；一方面显示出科学文明繁荣了新时代的社会，一方面却暴露了工ื商业达以后资本主义的弊病，而呈现出贫富之间过度的悬殊，于是促使新的不满现实的西方文化思想，形成第二股反叛的潮流。如马克思、恩格斯等针对当时欧洲社ุ会的病态，提出资本论和共产主义แ，扩充古希腊哲学的唯物思想，构成一系列ต的理论，影响了继起的二十世纪。
如今，再翻开前几年南老师的讲稿一读。虽然只是对问题中许多序幕的话，但是，它仍然具有震憾性的启作用。这些讲稿曾在《人文世界》杂志表过，颇็受各界人士的重视，有许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出版单行本。所以把它合编成册，另外再附加南老师的其他几篇讲稿，命名为《新旧的一代》，出版贡献给青年朋友们，以及关心青少年的各界人士作为ฦ参考。
如果是以读书考功名的，一开始，就很可能是读《论语》，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学》。由á六岁到九岁之ใ间，关于以上所列的四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以备应考“童子试”的初ม步考试。至于《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等，也是应读的课外读物，而且都须要背诵熟练，以备不时之ใ需。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工夫和本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至于书本，像《启蒙》学生所用的二十篇《论语》等，虽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卖的薄本，即使撕烂了或墨涂坏了，还可以再买一篇回来。
如果只以读书认字为目的，一开始，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各随所便，并不是规定一律。
因此，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上，老师各个分别的圈点教读了每个不同的书本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แ，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乎者也，哄堂叫读，不亦乐乎ๆ。从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过一打油诗，记述当时的实况，如云：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经》完翻《鉴略》《通监史略》。《千家诗》毕念《神童》《神童诗》。其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大学》《中》《中庸》。
至于吟诗作对，那是“蒙”两三年后的必修功课。开始先学对对，初由一字一对，再慢慢地到เ达长篇长对。因此，李笠翁所著的《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芎。雷隐隐。雾濛濛。日下对天中ณ。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边塞，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等，便是当时学习韵对的范本。到了《四书》读完，大约十几岁的年龄，学会作诗，那是并不太难的事。至于是否能够作得好诗，却是另一问题。总之，当时把吟诗作对与读书作文章，完全连在一起，因为从童子试的“考童生”开始，作诗是必须的一手绝活，等于现在考试中的英文，非要你学会不可。我们当时在十二、三岁便会作诗，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后来我碰到เ很多位前清遗老，所谓“秀才”与“举人”的老先生们，到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气的诗，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正如赵翼所说：“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点不错。
4写字的“启蒙”
讲到เ“启蒙”时期的写字，更为有趣。起初开始练习写字，便要“描红”。那是在一张白纸上印好红字，用毛笔蘸墨去填写。一个六、七岁的小学生，连拿毛笔是怎样的拿，都不清楚，马上就要“描红”写字，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老师和大人们，往往便为你“把笔”练习用自己้的手握在学生的手上，帮他写字，那时开始“描红”的纸上，所写的红字并不太好，但是却是具有传统文化的历史权威แ的一词句，从宋代开始，便一直为“启蒙”入学时期的小学生们所应用，它的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意义似通非通的词句，将近千年以来，应用得非常广泛。距今四十年前，我碰到一位学道术的人，他会画符念咒，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后来我和他接近以后，才知道他出卖的风云雷雨，完全靠一个很有效验的咒子。你说那是什么เ咒呢？原来他翻复所念的，便是这《上大人》。也等于另有一派专门替人画符念咒治病的术士，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的，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一章，你说可笑不可笑。
学写字，先“描红”，还不错。有的穷苦学生，连“描红”的《上大人》也买不起，只用一块木板，漆成黑白两ä面，用毛笔蘸墨在白色的一面上学写字。等到老师看不见时，便用一堆墨倒在白板上，用嘴吹它一口气，再来用指头东抹西画一番๘，便会变出一幅很有趣的画面，山水人物、虫鱼花鸟都有。所以我常常想到当时那ว些小同学的影像画，真够前进，也真够“抽象”，如果拿到现在来，一定是最时髦的作品。但是我们当时在“家塾”里的同学们，却并不时髦，因为大家书包里，都带着毛笔、墨、砚台和书本，在“家塾”里读了一天的书，东画西画，每个人的手上、脸上、嘴上，都涂抹得一塌糊涂，都自勾成一个像京戏里丑角的面孔。
5๓塾师和家塾
讲到เ“家塾”，我们顾名思义，一定都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啰？其实，并不尽然，除了殷实的富户人家，或者世代书香之后，可以有空房子，专门设立“家塾”，供子弟们读书以外，大多数的农村社会，都做不到เ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多数的“家塾”，多半设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庙里。因为这些地方，比较清静宽广，学生们还有活动的余地，荡秋千、踢毽子、叠罗汉、打小小的群架，那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的三家村里的“家塾”，情形又当别论。在此，我要声明，为什么一直要称它作“家塾”，却不用“私塾”的名称呢？因为“私塾”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对于过去私家设立的“家塾”，依法称它为“私塾”。事实上，在六十年前后的“家塾”，并无所谓公立或私立的严格差别。
至于担任“家塾”里教书的老师，说来真有无限的感慨。同时，也可因此而为古今中外从事教学的先生们同下一掬伤心而凄凉的泪水。大概我们都知道过去私家教学的风格和习惯，凡是讲到家里教书先生的代名词，叫做“西席”。老师们称呼主人的雅号，叫做“东主”或“东翁”。除了一般已๐经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请一位有学问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来家专门教读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请的老师，不是落第的书生，便是穷而无奈的酸丁。表面上虽然表示尊敬，实际上，并不受一般社会所重视。他们生活的刻苦，以及报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时，并非以月薪计算报酬，只是以年节计算实物，或者加上当时极其少数的货币银两或银洋，一年辛苦所得，也仅得温饱而已。至于以此养家活口，那就苦不堪言了。所谓“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学究，实在也会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可厌。凡事总有正反不同的两面道理，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当时多数的教书先生们，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过他的一生。所以清代的名士郑板桥燮，在他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经做过教书先生，他便写过一足为千秋后世同声一叹的名诗，如云：
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又相传光绪时，有李森庐者，以教读为业，某年岁除，不能归，作诗寄其妻云：“今年馆事太清平，新า旧生徒只数人。寄语贤妻休盼望，想钱还帐莫劳神。”“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现在教书先生的情形，虽然没有完全像这样的惨痛，但是以“舌耕”为务的人，比较一般从事有关工ื商职业的，在物质生活的享乐上，到底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是“一席青毡”，罚坐在冷板凳上。现在是一张聘约，罚站在冷柜台。况且一校一系一派，无形中各自形成圈圈，清儒童二树所谓：“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老。”古今中外，同此一例，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和心理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