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在颁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我还说起了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同样描述过一个ฐ小人儿，这个小人儿作为ฦ使者，骑乘在大雁背上飞翔于天际，往来于异界与人世之间。在《源氏物语》的《幻》这一卷里有一个场景，说的是失去了爱妻的光源氏远望大雁飞渡长空，不禁呼唤般地吟咏道：
第一次是伊丹十三（注：日本著名导演，已去世）介绍我看的，他说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体制ๆ上不一样，观念也不一样，但现在出现了一部电影，在大陆和台湾反响都非常强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他让我和他一起看，并回答这个问题。看完后我说，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导演拍的片子。然后我还反过来问，你为什么拍不出这么优秀的电影。伊丹回答，因为我是一个日本人，不是中国人。
在这之后，大江健三郎又相继写了《饲育》、《感化院的少年》等描写监禁状态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刻画了对现实有强烈的憎恶、受伤的内心处于矛盾之中的孤独青年的形象。他们追求“墙壁”中田园牧歌的世界ศ，但结果都由于外部ຖ的力量被破坏了。与此同时作者也在作品中探索ิ从“墙壁”中ณ挣脱的可能性。但是因为在战后这种怪异的世界ศ里，他最终也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总之，大江通过自己的语言和印象表现被闭锁的状态，并与之进行斗争，但这种斗ç争因缺乏冲破闭锁状态的行动，是消极的。
这种希望有新的证明，就是6๔月4日在全日本获得胜利ำ的反对修改“安全条约”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罢工。
“啊，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十二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
那一年，在日本连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大游行，抗议日本政府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定位为条约。当时我认为，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将意味着我们这些年轻日本人的未来空间会越来越狭窄，所以，我参加了游行抗议活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另一名作家被作为年轻团员吸收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文学家代表团里。
由于这个代表团的性质，日程里安排了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当然，对于我来说，其实只是在稍后的席位上看着团里的主ว要成员与领导人对话。对于热衷阅读中国史的我（现在上了年纪，回过头看自己，这一生的大部ຖ分时间除了读书，就是用于写书了）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ณ国的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
下面我引用自己้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๑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吧金、赵树理…，那是多么เ茂密的森林啊！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6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译者）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
当时我想起了鲁迅的文章，是指1926๔年发生的3๑·18事件。由于中ณ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47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后面我还要讲到是什么เ契机使我从鲁迅文集中ณ摘录了“希望”这个词汇。我回忆着抄自《华盖集续编》（翻译这本书的是曾经和我一起参加过东京游行的竹内好）的一段话，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ฐ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
鲁迅是这样讲的：“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色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纪念刘和珍君！”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里不断出现鲁迅的文章，没有一点食欲。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即便像我这种鲁迅所说的“碌碌无为”的人，也应当做点什么，无论怎样，我要继续学习鲁迅的著作。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ท。
二、鲁迅作品伴我读到老年
这个开场白可能长了些，说这些也是向社ุ科院表示感谢，因为大家为我安排的整个日程遵循了我的原则，体现了我的愿望。
首先，日程中包括了和北大附中学生对话的机会。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此外，根据日程安排，将用一整天的时间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中国的学者们将从多个角度和我交换意见，这在日本也是前所未有的。我这个人的性格不是嫉妒心理型的（我夫人是我年轻时代曾经影响过我的好朋友的妹妹，我们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按她的话讲，结婚前和结婚后我从来没有嫉妒过什么），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中ณ国各地的畅销和热烈研讨，我倒是有些嫉妒，所以特别高兴参加为我准备的研讨会。
日程中还包括今天社科院在这里为我组织的这场演讲会，我想你们都能够理解，我最后提到它并不是我以为这个日程安排的分量轻。
我要说的是，这是继20่00年后，我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那一次，虽然不是我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却是我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第一次演讲。
六年前，我在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我不仅对北京的听众讲过我的这个担忧，也对东京的听众做出过提醒：千万不能让日本历史上多次重复的“锁国”再次发生了！事实是，我所忧虑的事情正在发生。
这次来社科院演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感到เ紧迫。因为，我已经7๕1岁了，也许没有第三次机会，作为ฦ一名对中国知识界ศ抱着敬意的作家，也为ฦ了和我抱有同样意念的日本的那些朋友，我要尽我的力量。坦率地说，站在这里讲话的我，心情是沉重的。在这六年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保持着亲密的友好交流关系，在我东京的书房里，一直自豪地、珍贵地摆放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证书！
六年来，可以说我的担忧一直挥之不去。我长期以来所崇敬的吧金先生以高龄去世了。勇敢、诚实、卓越的文学精神贯穿于吧金的一生，他的人格的威严永远闪烁着光芒。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把我的哀思写在了给社ุ科院朋友的私人信函中ณ，据说被发表在报纸上，也许有些人读到了。在那ว篇悼文中，我谈到เ了我的忧虑。
我在吧金的悼文里对日本政府走向与中ณ国和解相反方向的强硬态度表示了忧虑。最近的8๖月15日，小泉首相强行参拜靖国神社ุ。当天晚上，早ຉ有预感的我和我所信赖的知识界人士组织了大型抗议集会。
在今天的演讲中ณ，我应当向大家介绍8๖月15日晚上我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面对一千两百多与我同样忧虑的老人、壮年以及青年人（包括很多女性听众）所演讲的内容。
三、我们共有深刻的危机感
在8月15日的集会上，我们所有发表演讲的人都事先统一了基调，大家都从对政治哲学家、教育家南原繁的思想分析展开，联系当今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探讨对南原繁理念的理解。
南原繁是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东京大学法学部ຖ的教授，战后不久曾经担任东京大学的校长。在担任校长期间，他频繁地对学生和一般市民发表演讲，其中许多在出版后被广泛阅读。演讲的内容集中在战后日本人如何重新做一名国民、重新做真正的人以及如何复兴已成为战争废墟的国家等问题上。
南原繁特别提到的是核武器问题。他说：“经受了长崎、广岛爆炸伤害的人类第一个ฐ原子弹受害国日本，担负着重建自己和平新国家以及把战争残害的情况和废弃战争的决心告知全世界的义แ务。这不仅是对太平洋战争应尽的责任和应付的代价，也是日本的出路，是日本民族对世界ศ历史的使命。”
关于中国问题，他说：“决定日本民族命运和未来的，只能是重新建立在真正和平基础上的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它的实现需要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日本国民要对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争责任做出深刻的反省、深刻的认识。”
我只亲耳聆听过一次南原繁的演讲，那是1้96๔3๑年12๐月1日纪念学生出征二十周年时所作的题为ฦ“放弃战争的再次宣誓”我以一名老作家的身份，把自己้对那次演讲的深刻๑印象讲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听。
南原在演讲中谈到，战败前的两年，日军越来越被动，征兵令下达到大学，凡达到兵役年龄的学生都要上战场，即所谓“学生出征”作为ฦ送行的教授，心情复杂。学生当中有的已๐经“对战争疑惑和忧虑”当自己的教授同事对学生继续唱着“大义แ名分”、“道德意义”的高调时，不能否认有的学生确实已经认识到เ那是一场没有任何正义可言的侵略战争。要把这些学生赶上战场，怎么对他们说呢？南原在演讲中对当时的情况做了如下叙述，我在这里引用南原著作集中ณ的原话。
“我不能对他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我不敢说。（省略๓）我对学生讲的是，‘国家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不论个人的意志如何，我们必须依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我们热爱这个祖国，必须ี和祖国共命运。要知道，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人一样，终将经历很多失败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民族将付出巨เ大的牺牲和代价。不过，这些付出将带给我们日本民族和国家真正的觉醒和发展。’”
我在8๖月15日演讲的时候引用了南原的话。当晚回到家里时，已经收到批评的邮件。发件人认为，南原没有阻止学生出征，而学生中一定有的死在了战场，而且有许多亚洲人、妇女和儿童被那些出征的学生杀死。怎么能允许教授的沉默呢？
这话说得对。面对不得不出征的学生，南原没有说出真正想说的话，对自己的反省和懊悔成为他战后行动的动力，他为ฦ此而付出了努力。我聆听南原演讲正值战争结束第1้8๖年，南原不得不担心的是，处在战后重建中的日本，本应对自己民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以及对近邻民族带去的更大牺牲有更深刻๑的反省，走上“真正自觉的发展之路”但是这个“民族国家”却正在淡忘这个ฐ自觉…。下面再引用他演讲的一段话。
“…向内外宣布放弃战争、废除一切军备的我国，今天在战后同一个宪法下却拥有不亚于战前的二十几万兵力，由此可见建设新日本精神的变化，这一切正是对自己的抹杀、对自我的否定，这么说可能更合适。别的暂且不论，与此关联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战后的新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和混乱。现在的政府、各政党口口声声自由与和平，但其精神内涵和志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政者或政治家中ณ的问题，在我们的一般国民中间也同样存在，所谓战前派（包括战中ณ派），在战后1้8年来，已经淡化了对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初期的决心，甚至已经忘却，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南原这种沉重的恐惧在他的另一段长话中表达得十分透彻。请允许我再次引用。
“就我国自身而言，俨然称为‘圣战’、打着肇国精神、‘八紘一宇’的大旗，称美英为鬼畜，以把他们赶出亚洲取得东亚新秩序的霸权为我民族神圣使命，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岛施行暴虐，残害数百万无辜生命的那ว场战争，如果不是我们民族的暴举和错误、不是对同胞和人类的犯罪，又能ม是什么呢！我们所担心的是，现在，对所谓‘大东亚战争’的重新评价以及对其意义的强调，不论意图和动机是什么，都将导致所谓东亚新秩序亡灵的再次复活，导致毁灭共产中国的战争。实际上，我们的国民中有的人还没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梦中ณ醒来，‘梦，再来一次吧’的希望仍旧ງ残存。”
关于最后这一段引用，特别是对于倒数第二句南原繁的痛切担忧，有几个ฐ发来的邮件、特别ี是五六十岁的听众反馈说，南原作为ฦ一名谨慎的哲学家，在思考未来时，恐惧的心理常常困扰着他。当时的担忧就是指“毁灭中国的战争”
其实，当今，在与中国相处中，尽管日本紧紧追随着美国，一旦ຆ挑起战争，无论国土还是民族，首先从地球上“覆灭”的是日本和日本人。这一点连我们当中最健忘的人们（包括那ว些对广岛、长崎的事件根本不了解、对那些受到光辐射而终生痛苦并已经年迈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根本不想知道的人）都应当想象得到。刚才我讲到เ南原繁的核心思想，他在1963年的演讲中透露了两个最大的担心。第一是日中关系的恶化；第二是笼罩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后经历了六十一年，与南原演讲的时代相比，为“大东亚战争”和“东亚新秩序”正名的叫嚣更加露骨，在一些报纸上占据相当的版面，尤其是出现在面向大众的电å视等媒体上。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行动与这种复古性的论调无关、是个人“内心的问题”今年8月15日参拜了供奉着“大东亚战争”“东亚新秩序”思想的具体实施者的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后的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近50%的日本人对小泉的参拜表示ิ支持。这是战后最大的历史转折点。
我在这里能向大家说的是，8月15日晚我们以南原繁的思想为主题、面对一千二百多名认真的听众演讲，我们大家共有着深刻的危机感——这样一个ฐ事实，以及将来我们不应当无能ม为力——这样一个ฐ期盼。
四、我越发坚信“希望”的存在
我作为一名步入老境的作家，从少年时代开始，六十多年来一直崇敬着一位中ณ国的文学家，那就是思维最敏锐、民族危机感最强烈的鲁迅。我最先接触到เ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在不断ษ接触和阅读鲁迅作品的全部过程中，我从来没有间断做读书笔记，其中包括对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希望”这个话语的理解等。实际上，我在很多场合都引用了我的这些读书笔记。无论是最初对鲁迅的话语的解读，还是半个ฐ多世纪过后的今天的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认识在不断地加深。下面，我特别想就鲁迅所说的“希望”谈谈我的想法。
如前所述，阅读鲁迅已经伴随我的一生。日本刚战败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我家在四国的山村，没有优厚的文化背景，这种条件下的我又是如何阅读到鲁迅短篇小说的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连我自己也像个谜。因为这次北京之行中我要在北大附中演讲，会提到这件事，所以非常认真地要把记忆中母亲给我的那本很小的《鲁迅选集》找出来。在我的读书笔记上记录了那本书是由佐藤春夫、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出版，后来又通过书店得知那ว个版本是1935年出版的。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我也是在母亲去世之前才听她说的。我母亲的一位自小要好的朋友，她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接触过中国的现代文学，后来作了教师。在我出生的那年（1935๓年），这位朋友在探望产后的母亲时，送给了母亲那本鲁迅的书。两年后，卢沟桥事变，战争爆发。我母亲害怕周围的监视，把那本书珍藏在了一个小箱子里，把敌对国文学家的《鲁迅选集》藏起来了。战争临ภ近结束时，父亲去世，我失去了上中学的希望。记得当时生活非常艰苦，为ฦ生活奔波的母亲那时已经没有看书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