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磁面盆里盛着大半盆清水，瓜子大小的蝌蚪十数个，抖着尾巴，急急忙忙地游来游去，好象在找寻甚么东西。孩子们看见我来欣赏他们的作品，大家围集拢来，得意地把关于这作品的种种话告诉我：“这是从大井头的田里捉来的。”
桂林的山
这些谈话使我们的交情渐渐深切起来了。有一次我曾经对他说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说：“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只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商业，和这只师范学校。”他问我：“为什么考了三只？”我率然地说道：“因为ฦ我胆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学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毕业的；但是到这种大学校里来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还好，我在商业取第一名，中ณ学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为ฦ什么终于进了这里？”“我的母亲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说师范好，所以我就进了这里。”伯豪对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觉得很得意。后来他微微表示轻蔑的神气，说道：“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宗旨！那么你的来此不是诚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师范而来的。”我没有回答。实际，当时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师训、校规；此外全然不曾梦到什么เ自己的宗旨、诚意、志向。他的话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ม是惊悟自己的态度的确不诚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觉得刚才对他夸耀我的应试等第，何等可耻！我究竟已๐是一个应该自觉的少年了。他的话促成了我的自悟。从这一天开始，我对他抱了畏敬之念。
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า，不事雕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ฦ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ณ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ใ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塘栖
所以决定逃到沪江大学者，因为一则ท有邻人与该校熟识，二则ท该校是外国人办的学校，较为安全可靠。枪炮声渐远弱，到听不见了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已到沪江大学。他们安排一个房间给我们住，又为我们代办膳食。傍晚，我坐在校旁黄浦江边的青草堤上，怅望云水遥忆故居的时候，许多小孩子采花、卧草，争看无数的帆船、轮船的驶行，又是快乐得如入新天地了。
胜利快来到了。逃难的辛劳渐渐忘却了。我住在重庆郊外的沙坪坝庙湾特五号自造的抗建式小屋中ณ的数年间，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
为ฦ了要有这点深广的同情心，故中国画家作画时先要焚香默坐，涵养精神，然后和墨伸纸，从事表现。其实西洋画家也需要这种修养，不过不曾明言这种形式而已。不但如此，普通的人，对于事物的形色姿态，多少必有一点共鸣共感的天性。房屋的布置装饰，器具的形状色彩，所以要求其美观者，就是为了要适应天性的缘故。眼前所见的都是美的形色，我们的心就与之共感而觉得快适；反之，眼前所见的都是丑恶的形色，我们的心也就与之共感而觉得不快。不过共感的程度有深浅高下不同而已。对于形色的世界全无共感的人，世间恐怕没有；有之ใ，必是天资极陋的人，或理智的奴隶，那些真是所谓“无情”的人了。
我说：“不，我准备一黄昏听你谈话。并且设法慰劳你今天受优待的辛苦呢。”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๐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ฐ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ๆ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爸爸叫过之后，那麻子就抬起头来，向我一看，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齿来。我不懂ฦ爸爸的话是甚么意思，我真怕极了。我忍不住抱住妈妈的项颈而哭了。这时候妈妈、爸爸和那个麻子说了许多话，我都听不清楚，又不懂ฦ。只听见“剃头”，“剃头”，不知是甚么意思。我哭了，妈妈就抱我由天井里走出门外。走到เ门边的时候，我偷眼向里边一望，从窗缝窥见那麻子又咬紧ู牙齿，在割爸爸的耳朵了。
我四五岁时，有一天，我家为了“打送”吾乡风俗，亲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门来作客，辞去时，主人家必做几盘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亲、姑母、婶母和诸姊们都在做米粉包子。厅屋的中间放一只大匾，匾的中央放一只大盘，盘内盛着一大堆粘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馅用的甜甜的豆沙。母亲们大家围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卷起衣袖，向盘内摘取一块米粉来，捏做一只碗的形状；夹取一筷豆沙来藏在这碗内；然后把碗口收拢来，做成一个圆子。再用手法把圆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条绞丝花纹的脊ิ梁来；最后在脊梁凑合的中ณ心点上打一个ฐ红色的“寿”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陈列在大匾内，样子很是好看。大家一边做，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笑。有时说谁的做得太小，谁的做得太大；有时盛称姑母的做得太玲珑，有时笑指母亲的做得象个饼。笑语之ใ声，充满一堂。这是年中难得的全家欢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们的，在这种日子更有无上的欢乐；在准备做包子时，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时候，我只要噪闹一下子，母亲们会另做一只小包子来给我当场就吃。新鲜ຒ的米粉和新鲜ຒ的豆沙，热热地做出来就吃，味道是好不过的。我往往吃一只不够，再噪闹一下子就得吃第二只。倘然吃第二只还不够，我可嚷着要替她们打寿字印子。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来一塌糊涂，看不出寿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来又不清楚；况且位置要摆得正，歪了就难看；打坏了又不能揩抹涂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亲们所最怕的事。她们便会和我商量，把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一小粒米粉给我，叫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开了这个例之后，各人做圆子收口时摘下来的米粉，就都得照例归我所有。再不够时还得要求向大盘中ณ扭一把米粉来，自由捏造各种粘土手工：捏一个人，团拢了，改捏一个狗；再团拢了，再改捏一只水烟管……捏到เ手上的龌龊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变成了灰色的时候，我再向她们要一朵豆沙来，裹成各种三不象的东西，吃下肚子里去。这一天因为我噪得特别ี厉害些，姑母做了两只小巧ู玲珑的包子给我吃，母亲又外加摘一团米粉给我玩。为求自由，我不在那场上吃弄，拿了到店堂里，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后来我知道是我们店里的学徒，但在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我儿时的最亲爱的伴侣。他的年纪比我长，智力比我高，胆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种种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儿来，使得我惊奇。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寻出几个印泥菩萨的小形的红泥印子来，教我印米粉菩萨。
四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แ者明目张胆侵略中ณ国。19๗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
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至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芦沟桥事变。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ฑ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ม看懂。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ร，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๐枚炸弹。其中ณ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ถ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๖年动乱ກ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ถ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ณ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ว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แ。19๗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ฑ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ถ子恺搭轮船由á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ถ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๐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๔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๗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ว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ç，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ร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ฑ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ณ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ฑ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ฑ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ถ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๔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เ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ณ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