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先生接下去在下面又写道：
第二，《自述》本来打算而且也应该写到1้997年的。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那样，我是越老工作干得越多，文章写得也多，头绪纷繁，一时难以搜集齐全，“自述”写起来也难，而且交稿有期，完成无日。考虑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19๗94๒年以后的“学术自述”以后再写，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人处在家庭和社ุ会中，有时候恐怕需要讲点容忍的。
中ณ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他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什么เ“人心不古，世道日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留一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们的命根子，是他们的统治和尊严å的最高保障。因此，我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ຖ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ณ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ຓ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ำ用又互相斗ç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
那么เ，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เ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า、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宋代大儒朱子的诗：
同年10่月2日，在我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เ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เ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ａ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ษ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๖3年，我回到เ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เ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เ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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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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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ａ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ฐ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ณ，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ฐ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ฦ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ａsistａｂerａ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10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ฐ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แ面往往差ๆ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1้9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9๗ａ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ม是微乎ๆ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ณ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แ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ฐ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ด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เ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เ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ม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๐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ຕ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的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ๆ，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เ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เ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เ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เ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เ。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ฦ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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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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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เ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ม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เ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Ｂrａ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á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ณ挖取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แ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儿！”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เ。因此，我常到เ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ฐ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ม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ม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á，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เ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ฑ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ฑ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ณ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19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为ฦ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ฐ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联邦德国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馨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เ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ม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ณ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á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๐经白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ฐ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9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า顿ู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9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ａ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19๗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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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乔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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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绝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ณ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ฐ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๒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开头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า的同志吗？那ว就是我，今天的胡乔๒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ງ之ใ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เ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ฐ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ว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ฐ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๒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เ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ย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ฐ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è，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๒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ฐ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เ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ງ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๒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