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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杀了你，还是阉了你？”
事件生在1975年美国的北卡罗莱纳州。本案原告是一位31岁的男ç子，他与被告的女儿一起同居、酗酒和吸大麻。被告的女儿是一个17岁的中ณ学生。经过长期的准备，被告于那年的4月2日终于将原告骗到了该州某县的郊外。确定了原告的身份后，被告掏出手枪对着原告的眼睛咆哮：“你小子终于出来了。”四个面戴滑雪罩、手持警棍的男人从后面冲向了原告，将原告打成半休克状态。他们将原告铐在农用机械上，继续用警棍打他。被告挥舞着一把刀，剪掉原告的头，威胁着要将原告阉割掉。在4到5轮的抽打间隙，当着原告的面，被告和打手们商量要用投票的方แ式决定：是将原告杀死，还是把他阉割掉？大约2个小时后，他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并停止抽打原告。被告告诉原告：回家，从家里的墙上拔掉电话，收拾好自己้的衣服，离开北卡罗莱纳州；否则ท就杀死他。原告获释。
原告于1978年3月31้日提起了诉讼，指控被告的行为造成了他精神的痛苦。他说，由于被告的行为，他遭受了“严重的和永久ื的心理和感情之创伤，他的神经和神经系统也遭到了实际的损害。”他说他不能够入睡，总担心被杀，慢性腹泻和牙龈不适，不能够有效地工作，每个月都损失1000่美圆的收入。原告没有提起殴打和威胁的诉讼，因为这两种诉讼的诉讼时效是1年。当原告提出诉讼的时候，与案件生的时间已相去近3๑年。鉴于精神赔偿诉讼的时效是3年，原告因此提起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初ม审法院和上诉审法院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原告上诉到了北卡罗莱纳州最高法院。
易克休姆大法官认为，本案件是基于殴打和威胁的精神损害案件。他认为ฦ，在北卡罗莱纳州ะ，殴打和威แ胁遵循普通法的原则。威胁是指对一个ฐ人作出暴力的表示但是并不打他，而殴打是指将这种威胁付诸于打击的行动。殴打诉讼所保护的利益是：未得到允许，身体不受暴力故意侵犯的自由；威胁诉讼所保护的利益是：免受伤害或者攻击之恐惧的自由。法官说，对于殴打和威胁，北卡罗莱纳州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的解释是一致的。在威แ胁的侵权行为方面，要使一个人承担威胁的侵权行为责任，就要求他使另外一个人处于“即刻”被打的恐惧之ใ中。言辞本身不足以构成威胁，只有伴随有其他行为或者条件、使他人有理由á感到受伤害或者攻击恐惧的时候，言辞者才承担威胁的责任。法官进一步援引法律重述的解释说，“仅仅有言辞不构成威胁，必须要有公开的行为”。威胁可能导致精神的伤害，但是这里的利益生了变化，精神赔偿诉讼所保护的利益是免受感情痛苦的自由。比如，aທ是一个果断而且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威胁将b扔到เ偏僻的半道上，那么aທ对b不承担威胁的责任，而应该因其粗暴和轻率的行为承担精神损害的责任。法官还引用了侵权行为法教授普洛塞的看法，得出的结论是：被告将来如何如何的恫吓，不产生威胁的侵权行为责任，而是故意导致他人的精神创伤。
大法官回到本案件的事实，他说，殴击原告的身体和剪掉他的头，构成殴打的侵权行为ฦ；恫吓阉割和杀掉，结果使原告感到即刻受伤害和攻击的恐惧，这构成威แ胁的侵权行为ฦ。但是，因为ฦ成文法规定了这两种侵权行为诉讼的时限为一年，所以原告受到เ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将得不到补偿。另外一个方面，被告威胁原告，让他回家，从家里的墙上拔掉电话，收拾好自己的衣服，离开该州；否则就杀死他。法官说，这是一种对将来的威แ胁，而不是一种即刻๑的威胁。这种威胁不再属于对人身不法侵害的恫吓，而是导致他人精神伤害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是可以提起诉讼的，这是一种故意导致他人精神创伤的诉讼。
最后，大法官部分维持、部分修改了下级法院的裁定。大法官认为ฦ下级法院的错误是：认定被告的威胁不是即刻๑的威胁，从而不构成对人身不法侵害。他认为，对这一点要予以修改并回重审，原告可以提起精神赔偿的诉讼。
本书开篇选取了这个ฐ案件，原因很多，其一，趣味性，其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其三，这类案件规则的全面性。
本书的着眼点是国外的真实的侵权案件，选择侵权案件的目的是为了本书的趣味性。一个侵权案件也许就是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激动人心的或者紧张的“法律故事”，在这一点上，法律的其他部门无法与之争艳。这种侵权的“故事”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这种“故事”经过法官的认定、解释和判决，就与法律联系了起来。法律是专家游弋的领地，法官区别于大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这类人充满了“法律的智慧”。从日常生活中去现智慧的闪光从而感受到一种美感，这也许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之一。
就这个ฐ案件而言，一个生活方式偏离了正统道德轨道的年轻人，做了一件正直人们所不认可的事，也就是他酗酒、抽大麻和毒害青少年，他因此受到了惩罚：被打、被威胁和失去了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最后留下了心理的创伤。这种人是应该受到谴责还是应该受到同情，估计几句话也说不清楚。按照ั普通的心理和情感，他活该，经常挂在嘴边的“失道寡助”和“恶有恶报”名言也许就是我们的第一反应。这也许是本案第一审和第二审法院不在法律上支持他的社会心理理由。但是，世事不那么简单，因为ฦ道德败坏的人毕竟还是一个ฐ人，毕竟还是我们的一个同类，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这也是西方法律的一种精神。“坏人”的权利应该得到相应的保护，现在也被认为是人类进化的一种记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州ะ最高法院给了他必要的公道，为他讨回他应得的权利开辟了道路。
在我们国家，这类案件统称为侵犯人身权的案件，也就是说，被告伤害了原告的人身权利，原告身体受到了伤害，精神受到了威胁，心理受到了创伤。英美国家法律的可赞之处就在于细末之ใ处见功底，拿大话来说就是：那是个法治社会。在这个案件中，法官区分了三种对人身权的不法侵害：殴打、威แ胁和精神损害。三者的含义和三者之间的区别，法官已经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你看了之后还不明白，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回过头去，再看一遍。
第一部分语言威胁与侵权行为
本案是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妻子是这个案件中的原告，丈夫是这个案件中的被告。丈夫与前妻离婚后还藕断丝连，妻子要离婚，丈夫不同意且威แ胁了妻子，妻子把丈夫告上了法庭。法院认定的事实是这样的：原告怀忒克嫁给了被告霍尔康博医生。婚后一个月，霍尔康博医生就去找另外一个女人。原告提出了异议，被告则告诉原告：那ว位女士是他的第一个ฐ妻子，而且还会娶她。霍尔康博医生最后搬出了原告的公寓，不过也仍然花一些时间陪她。一天，原告去了那“另外的女人”公寓，与被告作了一次谈话，说想与他办理离婚。他说：“如果你把我弄进了法庭，我会杀了你。”霍尔康博医生于是开始骚扰原告，经常半夜给她打电话。原告于那年9月提起了“威แ胁”的侵权行为诉讼。1้0月，霍尔康博医生去了她的公寓。她不让他进门，他就撞她的房门，并且还说：“如果你把我弄进了法庭，我会杀了你。”原告修改了她的权利要求，把第二次的威胁加了进去。陪审团作出了有利ำ于原告的判定，判定被告赔偿原告3万5๓千美金，法院减至1้万5千美金。
在上诉审，法官引用了两本法学家的着作，具体解释了威胁侵权行为的规则。一本侵权行为法着作写道：如果语言不能够合理的被理解，就不能够成为一种行为ฦ。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一个非法和无正当理由á的要求伴随了一种武力，使对方感受到一种被殴击的恐惧，就是一种侵权行为法上的威胁。美国着名的侵权行为ฦ法家普洛塞认为ฦ，如果被告没有法律上权利，他就不能够强迫原告去寻找安全。上诉法官以为，在这个案件中，被告显然没有权利给原告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够忽视他对她伤害的威แ胁。法官说：“被告说他的行为不构成威胁，因为他没有一种明显的行为。但是，原告的证据表明，被告撞击她的门、试图闯进她的公寓、威胁她如果她坚持‘弄她去法庭’就杀了她。就法律而言，我们不得不说这可以充分地被理解为ฦ一种伤害或者是一种攻击性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由陪审团来解决的问题，这个ฐ问题是被告是否显然有能力来实施这种威胁的行为。”最后的结论是确认原判。
在早期的英美法中，对人身的伤害有三种独立的侵权行为ฦ诉讼：殴击、威胁和非法拘禁。后来又有了精神损害和侵犯隐私。威胁的最典型例子是被告拿着手枪对着原告的脑แ袋，而手枪里没有子弹。这种侵权行为ฦ的经典表述是：被告攻击性的行为使原告感到一种即刻被殴击的恐惧。语言本身不足以构成威แ胁，它需要伴随有一定的行为。因此，在这个案件中，被告第一次仅仅说“如果你把我弄进了法庭，我会杀了你”，不会成为一种侵权行为ฦ，但是，当他第二次说这样的话，而且伴有武力的动作，也就是被告撞击原告的门，想进入到她公寓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可能构成威胁的侵权行为。在赔偿数额方面，这个案件赔偿费是较高的。一般而言，此类只有攻击性的行为而无实际损害案件的赔偿费为6美分或者1้美元，这称之为名义แ上的赔偿。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没有提起精神损害的权利ำ要求。如果原告提出这种附带的要求，而且得到法院的判定后，赔偿的数量就会大大的增加。因为毕竟在本案件中，被告半夜打电å话骚扰了原告，侵犯了原告心理的平静权，也使原告遭受到เ了精神上的损害。如果精神损害成立，那么在一定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实际的身体的损害，或者即使没有证据确切证明精神受到严重的损害，法院也可以判处实质性的赔偿。这样，原告得到的赔偿数额则没有具体的限制。而且，如果被告的行为ฦ明显带有恶意，那ว么原告会得到法院判定的加重性赔偿或者惩罚性的赔偿。这时，法院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赔偿原告受到的损害，而是用来惩罚被告恶意的行为。一般而言，英美法系的国家较多地适用惩罚性赔偿，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则否定民事法律中的惩罚性赔偿，因为这种法律措施有点用公共权利ำ干涉私人事务的嫌疑。
这个案件留给我们回味的余地还很大。比如说，这个男人有点怪！既然他爱他的前妻，那他为什么เ当初要与她离婚？既然他还想娶前妻，那ว他又为何不同意与他现任妻子离婚？他想实现一夫两妻或者一夫一妻一妾的想，那他为什么又对妻子那么凶？西方社会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之后，一夫一妻制被认为是文明的象征，是基督教文化的传统。本案的男子既不是个阿拉伯人，又不是一个ฐ中国人，这叫我们很难理解。再比如，家庭暴力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现在也开始重视，并有了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是，在古代社会，情况并非如此。在老祖宗那里，我们过去讲夫为妻纲。依照唐律，夫殴妻为不睦，十恶之八；妻殴夫为ฦ恶逆，为十恶之ใ四。法律处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当然，东西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比如，夫妻之ใ间殴杀是婚姻关系解除的充分理由，我们古代称为“义绝”，西方则视为解除婚姻的理由。历史比较而言，西方แ人离婚比我们复杂和艰难，因为ฦ按照天主教的教义，夫妻一体不可分离，婚姻关系不允许解除，西方人真正获得离婚的权利ำ，要到18世纪中叶。
第一部分精神病人的侵权责任
这是一个ฐ女婿杀岳父，岳母告女婿的事件，女婿是一位精神病人。女婿是本案的被告，1้976年11月20่日，他带着他2个月的女儿去看望他的岳父波尔马剃尔先生。其岳父与妻子本案原告及11岁的儿子罗伯特住在一起。傍晚的时候，罗伯特现起居室里生动静，他看见被告把波先生按倒在沙上，用啤酒瓶砸他的脑แ袋。罗伯特听见波先生大叫：“不要这样，你会杀了我！”他跑过去帮助波先生。而后，被告跑到波先生的卧室，从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取出一个30-30่口径的子弹盒。随后又到他妻弟的房间从壁柜里拿出一支30่-30口径的来复枪。他返回到起居室，朝波先生放了两ä枪。波先生死亡。5个小时以后，在离波先生家大约半英里的丛林里，人们现被告坐在一跟木椿上。被告光着身子，用他的衣服包着他的女儿。孩子在被告的怀里，一直在哭泣。被告身上有血迹，他带着来复枪，这把枪后被鉴定为凶杀的武器。
被告被送进了医院，后转到เ并羁押在法医学院。被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但是基于精神的缘故被判无罪。精神病医生波登证实，被告患有严重的偏执性精神分裂症，表现出被害妄想、自大、易受影响和波动，以及幻视。结论是：被告在法律上处于精神失常状态，不能ม够形成理性的行为方式，只能ม够作出精神分裂或者疯狂的决定。初审法院认定，被告在谋杀的时候处于精神错乱ກ的状态。波夫人提起了民事侵权行为诉讼，要求被告对殴打和枪杀波先生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判定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被告提起上诉，最后上诉到了康尼狄克州最高法院。
格拉斯大法官认为，精神病人是否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康尼狄克州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大部分地区的法院认为ฦ，精神病人要为他们的故意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接着，大法官详细地分析了精神病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问题。他认为，让精神病人承担民事的责任，有着许多的理由á，其一，普通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一个如果两个无辜的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遭受损失，那么公正的做法是由引起该损失的人来承担。其二，让精神病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也是一项公共政策。这项ำ政策的目的是使精神病人的亲属限制他们的行动，并防止侵权行为人冒充或者伪装ณ成精神病人来规避法律的责任。
被告声称，行为ฦ必须具备主观动机，而这又需要行为人意志的外部表现。癫痫病人纯粹条件反射或者抽搐之ใ肌肉运动，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为。如果被告的行为ฦ是一种非理性和无法控制行为ฦ的外在表现，那么เ它就不具有侵权行为法中行为的含义。大法官说，法院不同意被告的这种看法。他说，虽然初审法院认定被告不能ม够作出理性的选择，但是认定他的确能够作出偏执和疯狂的决定。理性选择也并不是必须具备的要素，即使一个ฐ精神病人的理由á和动机完全是非理性的，他也可以故意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法官说，被告对杀人的供述也还存在着冲突。在医院，他对警察说：他岳父是个大酒鬼，这是他拿酒瓶打他的理由á。他说他要让他的岳父为他的坏习惯付出代价，让他认识到他所犯的错误。他还说他是一个人，他有权力来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有可以让他的床飞到窗外去。但是，当他接受波登医生的检查的时候，被告又说他相信他岳父是红色中国的特务，他相信他岳父不仅想杀死他，而且想伤害他的孩子，所以，他杀他的岳父是为了自卫。基于这些情况，法官说，被告在实施ๅ殴打和枪杀他岳父行为的时候，这种行为ฦ具有法律上行为的含义แ。这种行为里包含的主观要素，可以表现为“对一种结果之ใ实质肯定性的希望”。被告说他想惩罚和杀死波先生，我们可以认定被告准备殴打和枪杀波先生。
大法官最后总结说，因为被告的精神失常的缘故，他不能够形成刑事上的故意，由á此他不对波先生的死承担刑é事责任，但是在民事责任方面，故意不是诉讼上因果关系的根本要素。结论是维持原判。
精神病人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其中，癫痫类的病人有很大的攻击性，因而天生潜在地具有社会危害性。精神病人的社会危害行为会导致两个方面的法律后果，一个ฐ是犯罪，也就是对社会犯了罪，社会权力机关要对精神病人做出规制，另外一个ฐ是侵权行为，也就是对个人及其财产的侵犯，法院根据受害人的要求可以判定精神病人或者他的监护人承担民事的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后一类的案件。
就前者而言，在19世纪以前，精神病人在法律上没有特别的地位，犯罪的精神病人与一般犯罪人一样受到监禁和惩罚。随着精神病学的产生和展，医生和犯罪学家们开始区分精神病人和一般犯罪人。精神病人与非精神病人不同，他们一般没有犯罪的计划，没有特定的犯罪对象，犯罪不计后果，犯罪后没有罪恶感。鉴于这种情况，医生和犯罪学家们认为，让精神病人与一般的犯罪人受到同样的法律制裁是不人道的。因为第一，法律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罪犯，既ຂ然精神病人是因为疾病而不是主ว观恶意对社会造成了危害，那ว么对他们实施惩罚没有法律上的意义；第二，精神病人本来就是不幸的人，再在他们身上实施惩罚，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在这种指导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国家开始建设精神病院，把犯罪的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而不是监狱。
就后者而言，本案件道出了美国法的一个ฐ基本规则，这就是：精神病人的精神错乱本身，不能成为ฦ豁免于侵权行为责任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精神病人也要承担侵权赔偿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英美国家的法律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在普通法国家，法律不完全免除精神病人的责任。这里的关键是要求被告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故意，比如被告必须作出了某种行为，必须知道他行为的性质，但是并不要求他知道他的行为ฦ是错误的。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典一般豁免精神病人的责任，比如德国，但是有的国家也有例外，比如在墨西哥，如果监护人不存在责任，那ว么เ无行为能力人要承担责任。在我国，精神病人既ຂ不承担犯罪的刑事责任，又不承担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是让他的监护人代为ฦ承担赔偿责任。在非法律人士看来，如此理论上的区分有点矫情，突出的问题就是：精神病人自己้承担责任与他的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这不是从一个口袋里掏出来的钱吗？精神病人会有钱吗？他如果有钱，这种区分还有些意义，如果他没有钱，那ว么让他的监护人承担赔偿的责任公平吗？精神病人已๐经很不幸了，还要他的近亲属承担财产上的损失，这对他们公平吗？这些的确都是问题，而且也找不到法学家们的答案。不过，社会学家的如下描述值得思考：第一，西方社ุ会注重个人，中国人注重家庭和社会，第二，西方人注重法律的形式，中国人注重法律实质，第三，西方人重法治，中国人重人情，第四，法官只管形式上的平等，不管实质上的平等。
第一部分老师打学生
这是一个中学老师打本校学生，学生家长告老师的事件。高浮是一个中学生，14岁，体重约95-10่0磅，4英尺9英寸高。被告是高浮所在学校的老师，26岁，体重约135-1้40磅，5英尺9英寸高。高浮曾经是被告班上的学生，他们相识。记录表明，高浮喜欢恶作剧，有些时候就喜欢把被告作为作弄的对象，但是这些行为都没有达到เ违反学校纪律的严重程度。1979年2月1้5日下午，被告和其他几个教师在学校一间教室外站着闲谈，高浮跑到被告的身后用手轻轻地击打其后背。被告让高浮ด回到教室里去，高浮不听，却拣起一根橡皮带，在距离被告2英尺远的地方弹向被告并击中被告的脸。高浮转身跑向教室，被告在后面追赶，并用一块木版扔向高浮ด，但是没有打着他。被告到自己的教室呆了10到15分钟็，然后到高浮的教室把他拖到相邻๑的一间空房里。在这间空房里，究竟生了什么事件，当事人在法庭上的说法不一致。被告说他只是“用力地摇晃”高浮，而高浮却说被告三次或者四次用拳头打他的身体。检查高浮的医生所作出的诊断书表明：高浮的胸前、手臂和背部ຖ有挫伤。他倾向于证实高浮ด经历过某种事故。安娜是高浮ด的母亲及监护人，她对被告提起了侵权行为诉讼。
地区法院拒绝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上诉到了路易斯安娜州上诉法院。上诉院佛里德法官作出了判决书。法官说，在路易斯安娜州，允许教师在合理的程度内对违反纪律的中ณ学生进行身体的处罚。就每个案件而言，法官要弄清楚的事实问题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该惩罚是不是合理？或者是否出了合理的限度？
佛里德法官说，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被告体罚的行为是不是合理的。而初审法官的答案是明确地和肯定的。法官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二审所审查的记录也不能够显示初审法官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初ม审法官的裁定。
法官继续说，对中ณ学里生的这种纪律性问题，有责任心的初ม审法官作出了很好的和合理的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允许我们漠视另外一种责任，这就是尊重教育过程中ณ每个参与者的权利，这些参与者既包括教师和管理者，又包括学生。在适用规则的时候，后者并不要得到比前者更多的保护。因此，在出现违反纪律的时候，可以采取合理方式的和必要限度的身体处罚。法官说，在这个ฐ案件中ณ，初审法官的理由是：“该教师的行为虽然大大地出了合理力量的限度，但是，原告的行为的确激怒了被告，使被告在愤怒之下对高浮实施了体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可以视为一个“挑衅者”。而按照挑衅者的理论，如果原告挑衅了被告，那么被告可以进行自卫。在这个案件中，高浮打了被告的背、用橡皮带打了被告，他是一个挑衅者。但是，在该事件生后的10到15分钟之后，被告显然已๐经冷静了下来，但是这时他把高浮带到了空房里。因此，在这间房子里生的事件，显然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而不是与挑衅同时生的一种自卫。因此挑衅者的理论不适用。
因此，二审法官的结论是：修改初审法官的判决，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定，被告赔偿原告50่0美金。
老师与学生，师傅与学徒，家长与未成年子女，甚至丈夫与妻子，在法律关系上有些相似之处，前者都是强者，后者都是弱者；前者可以代表后者的利益，同时也有惩罚后者的权利。在古代社会，后者都不能ม够自己独立地参加诉讼。到现代社ุ会之后，学徒和妻子都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他们各自摆脱了师傅和丈夫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未成年学生并没有取得独立的人格，因为ฦ他们的年龄与智能不足以与成年人相互抗衡，在法律上，他们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群体。一个未成年的学生，可以同时具备有两种身份，在家里，他们受到父母的保护和管教，在学校，他们受到学校的保护和管教。但是，如何兼顾“保护”和“管教”，是一个模糊、需要法律去明确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学生作弄老师，老师打学生，看来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双方都有法律上的权利，就学生而言，在学校，他有权利不受到เ老师对其身体的不法侵害；就老师而言，他有法律上管教权利ำ，其中包括合理体罚的权利。就后者而言，管教权是老师打学生的一种有效的抗辩理由。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管教权利，既ຂ包括老师对未成年人的处罚，也包括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老师和家长对未成年人的管教是否构成一种侵权行为ฦ，要看这种管教是否合理以及管教是否过合理限度。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老师对学生管教权利的问题，两级法院法官的结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一审法院同时考虑法律的问题和法律的问题，而二审法院只考虑到法律适用的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区别。也就是说，二审法院不再去考察实际的事实到底是什么，这个ฐ问题采用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因为一审的时候与事件生的时间最近，当事人和证人的记忆最清楚，他们的陈述最有可信度。另外的一个理由á是，二审只涉แ及对法律的理解和应用，可以提高司法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种“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区分，是英美国家法律的一个特色，可惜我国的法律尚未有这样的区分。
这个案件还涉及到另外一个ฐ抗辩理由，也就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刑法与民法共同的一个法律术语，它是指：被告为ฦ了自己或者他人的利ำ益，对正在生的、危及人身和财产的行为ฦ实施一种防卫的行为。这种防卫行为具有危害性，但同时也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在的情况下，正当防卫之行为人不承担法律上的责任。比如，学生打老师，老师用手遮挡，学生的手与老师的手相碰，结果学生的手腕骨折，老师阻挡而伤害学生的行为，就是一种正当防卫的行为，老师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在本案中，二审法官不认同老师的行为为一种正当防卫，因为学生的挑衅行为和老师的体罚行为之间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对正在进行的挑衅行为ฦ予以反击，为正当防卫的行为；对已经生过的行为予以反击，为报复行为。前者具有正当性，后者则不具有。这也是二审法官改变一审法官判决的主要理由。
第一部分五岁儿童承担侵权责任吗？
两个ฐ孩子嬉戏，结果女孩子伤着了男孩子。男孩子和他的妈妈状告女孩子和她的妈妈。儿童相嬉而伤，由谁来承担损失？儿童具备了侵权和赔偿的能ม力吗？是由家长赔偿还是由儿童自己赔偿？这都是有待于回答的问题。真实的事件是：迈克和莎蓉住在同一条街道。麦克8岁，莎蓉5岁。那一天，麦克在街上骑着他的自行车，而莎蓉和其他的孩子们也在街上。迈克不止一次地将自行车骑到莎蓉身边，在莎蓉和其他孩子们看来迈克是想撞她。一个叫作比宁的12岁男孩告诉莎蓉，让她向迈克的自行车扔石块。莎蓉扔了一块石头，想击迈克的自行车，这时，迈克骑车跑到了大街的另外一边，距离莎蓉15到20่英尺。那快石头击中ณ了迈克的前额，有裂口，需要做手术。迈克的母亲代表她自己้和她的儿子，对莎蓉的父母和莎蓉本人提起诉讼，称莎蓉故意和恶意地伤害了迈克，导致他儿子右眼处撕裂。被告在答辩状中否定了伤害的指控，特别声称：莎蓉才5岁，她不具备故意和恶意行为的能力。
一审法院引用的法律是，未成年儿童故意和恶意的行为导致了他人的伤害，假使他的行为像成年人那样应该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其父母要承担不过750美金的赔偿责任。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法院的结论有：第一，莎蓉没有想击打迈克，第二，莎蓉太小也太不成熟，不可能认识到เ向迈克自行车扔石块可能会生的危险，第三，迈克受到เ的伤害并不是被告故意或者恶意的行为造成。
原告向巡回法院提起了上诉，认为一审法院存在如下的错误：第一，法院错误地认定莎蓉没有想要以石击迈克，第二，一个5岁的儿童应该对其暴力的行为ฦ承担责任。第三，莎蓉的证辞表明她是在故意和恶意地行为。
巡回法院的法官迪润顿对上诉人的三点作出了回答。根据当时测试员对莎蓉调查的记录，莎蓉说她“我想击他的手指，但是不幸击中了他的脑袋。”测试员问“比宁说了些什么เ？”，她回答“扔石头，对准他的手指。”测试员问“你扔石头的时候想要击中迈克吗？”，她回答“不”。但是此后就再没有直接或者交叉的调查。按照比宁的证辞，他说他当时曾经对一个女孩说过“向他的自行车扔石块”，但是那个女孩是谁他也记不起来了。法官认为ฦ，当证词生了冲突的时候，应该由á测试员来决定何种证据更可采信。“测试员是证据可信度和重要性的最后裁é判者”。法官认为，我们不能够说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证据。他说，在审查证据方面，初ม审法院比上诉法院更有优势，它可以通过对证人的观察，相关的情况，和整个的证据材料é，对证据进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是：一审法院所认定的“莎蓉没有想击打迈克”不存在错误，它有认定的事实做保证。
对于上诉人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法官结合起来解释。按照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行为人主观的故意或者恶意，那么莎蓉的行为是否为ฦ故意或者恶意呢？法官说，通常，侵权行为责任不管当事人的年龄，因为按照行为ฦ的性质，同龄儿童应该认识到伤害结果。但是在特别需要主观状态的侵权行为ฦ中，如果儿童心理或者年龄的缘故不能有这种精神状态，那么他就不应该承担这种侵权行为责任。在本案件中，从相关证据和他们的年龄上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莎蓉没有故意或者恶意地想伤害迈克。法官最后的结论是原审不存在错误。
另外一个上诉法官加可比斯也同意迪润顿ู法官的看法，他引用了大量的先例和法学家的着作来解释儿童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他说，一般地讲，“未成年人要承担的侵权行为责任有：威แ胁和殴击，对土地的不法侵害，侵占，名誉损害，引诱，欺骗和过失”。但是在本案件中，迈克受伤不是基于故意和恶意，所以原审判决应该维持。
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律地位，有明确的成文法规定，一般分为ฦ无行为能力人，限制ๆ行为ฦ能力人和完全行为能力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这既ຂ体现的刑事法中，也体现在民事法中。这种以年纪划分法律主体和责任范围的制ๆ度，历史悠久，《礼记·曲礼上》“耄与悼，虽有罪不加刑焉”，就是讲80岁以上的老者与7๕岁以下的幼者，即使犯罪也不施ๅ加刑罚。这种传统流传至今且更加完善，中外同理。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区分得更加详细，未成年人的法律责任细分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又分为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这个案件讲的是未成年人的侵权责任。
未成年人是否承担侵权行为责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着较大的差距。按照大陆法传统，儿童的侵权行为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严格的责任，我国的法律也是如此；但是在英美法系，儿童可以成为侵权行为责任的主ว体。在这一点上，儿童的法律地位类似于前面我们提到的精神病人的情况。英美法古老的法律原则是，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般“推定为不具备实施ๅ故意伤害的能力”，但是这个原则现在基本上被否定。现在通常的看法是未成年人对他们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不过，他们的年龄以及与之ใ相关的主观欠缺是有效的抗辩理由。依早期的普通法，父母一般不对其子女承担转承责任，除非父母充当了该子女的“雇主”的角色，比如父母授意子女去侵犯他人。但是，现在美国各州有对这个ฐ问题的成文法，大体上都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为ฦ未成年人故意或者恶意的侵权行为承担50่0到เ7๕50美金的赔偿。而加州规定，父母为未成年故意侵权行为承担10000่美金的赔偿。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未成年人枪击伤害他人，父母要承担30000美金的损害赔偿。
在明确了未成年人法律主体资格之后，还有待于弄清的问题是：即使说未成年人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ว么未成年人的标准是否应该不同于成年人的标准？比如说，一个孩子对其行为的性质和对后果的预见肯定不同于成年人，如果要一个未成年人向成年人那ว样行为ฦ，那么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缘故，因此的判定未成年人是否侵权的案件中ณ，法官采用的“注意程度”标准是那个未成年人“同龄人的标准”，而不应该是成人的标准，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相同或者相似的同类人理智行为ฦ的标准。成年人的标准要高，未成年人的标准要低。
另外，与这个案件相关的问题是，未成年人的合同责任问题，这是英美国家特有的问题，因为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们在内，未成年的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不作进一步地区分。按照英美法，未成年人承担侵权责任，不承担违约责任，比如，未成年人租小马骑，正常骑马导致马死亡，他不承担合同责任；不正常骑马而让它越障飞奔而毙，他要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部ຖ分儿子告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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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父亲侵占儿子财产，将财产利ำ息移作他用，最后被儿子告上法庭的事件。1954年1月5๓日，老约翰·思道波祖父购买了价值50่00美金的美国储蓄债券，准备死后留给孙子小约翰·思道波本案原告。该祖父于1954年3月9日去世，当时他的孙子才17个月。此后，原告父亲约翰·思道波本案被告将债券่的利ำ息兑现。1955๓年3月19日被告填写了一份表格，在表格上签上了原告小约翰·思道波的姓名，这份表格的目的是要求该债券以原告小约翰·思道波或者被告约翰·思道波的姓名重新行。被告继续兑现债券่所生的利息。1959年11月，被告将债券本身兑现。19๗75年6月5日，在巡回法院，小约翰起诉其父亲，诉讼形式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和侵占，他寻求赔偿性补偿和惩戒性赔偿。
初审法院巴瑞克法官认定，从1954年到1้9๗59年，该父亲持有该债券属于“对财产的不法侵害”，19๗59年的将债券่兑现属于“侵占”。法官判定儿子获得200่美金加上1954年到1959年期间每年百分之ใ六的利ำ息，以此作为债券่生利息的补偿。另外，法官判定给原告5000美金，加上自195๓9年1้1月份以来百分之六的利息，作为ฦ对债券本身的补偿。
原告提起了上诉。儿子提出，当他父亲用他父亲名字或他自己名字将证券再行的时候，父亲的行为ฦ就是一种侵占，具体时间是1955年3月19日，而不是初ม审法院认定的1้959年11月，也就是他父亲将它们兑现的时间。上诉法官认为ฦ，上诉院不同意上诉人的看法。他说，侵占的定义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动产实施了一种显着的、涉แ及所有权或控制权的侵害行为。这种行为ฦ要么表现为否认他人的权利，要么表现为改变了权利人。“一项侵占的本质，不是不当行为者获取该财产，而是剥夺了一个ฐ人对其财产的占有权。”因此，一项侵占是指一个人被剥夺了他对财产的占有权。法官说，将此原则适用于本案，就有了清楚的结果。法庭里的记录表明，虽然父亲在1955年不当地将其名字加进了债券，但儿子当时并没有被剥夺财产。甚至在债券重新放后，儿子作为共同所有人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将他们兑现。不是直到19๗59年，当父亲兑现债券่时，儿子才被剥ຓ夺了财产。债券่被侵占生于19๗59年，也就是父亲将它们兑现之时。因此，初审法院并没有错误。在对动产的不法侵害和侵占之间，存在着区别，每种侵害行为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儿子还争议道，初审法院拒绝判定其父亲惩戒性赔偿，也存在错误。上诉法院认为ฦ，在一定的情况下，侵占和对财产的不法侵害可以判ศ定惩戒性赔偿。要获得惩戒性赔偿，案件必须存在着一种加重性的因素，这就是被告对原告实施ๅ了一种出常理的、严重漠视、蛮横或鲁莽的行为ฦ。有时暗指一种恶意，或者是实际的恶意或者是法律上的恶意。上诉院认为，有证据显示，父亲兑现了利息支票和债券，他也明知这些财产属于他的儿子。但是，也有证据表明，父亲兑现利息支票和债券的目的是维护家庭生活和保持家庭的财务投资，而其子也是家庭的一员。实际上，如果父亲不使用债券，他将不能照料他的家庭。在这些情况下，初审法院认定父亲不是出于邪恶动机去损害他的儿子，或蛮横或完全漠视他儿子的权利。法院的认定，否定惩戒性赔偿是适当的。结论是维持判决。
儿子告老子，或者老子告儿子，我们经常笑话外国人，说他们没有家庭亲情观念。在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财产是不可以分割的，这是我们的传统，自汉代以后，法律就提倡同居共财，《后汉书·蔡邕传》载：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得到乡党的好评。再以后，父母在而分家产，则ท被视为一种犯罪行为。而且，儿子告老子，绝对是不孝；老子要告儿子不孝，则儿子的性命难保，这在汉代与唐代都有典型的案件。反过来，如果父亲或者儿子犯罪，儿子或者父亲要隐藏父亲或者儿子的罪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ฦ父隐，直在其中”。不过，这种亲属相隐的制度不适用于民事的案件。以西方人眼光看来，中国法的这个特点有两ä个方面的理由á，其一，中国传统法律的特点就是家族法，其二，中国社会没有展出个人财产的观念。到了现代社会，我国的法律基本上废止了这个制度。
从家族共同的财产展成个人分别的财产，被认为ฦ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是古代法与现代法的区别所在。拿卢梭的描述，当一个ฐ骗子划了一片土地宣称是他自己้的财产，而且大家也相信了那是他的财产的时候，私有制就产生了，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文明时代。因此，在现代社ุ会，父亲的财产与儿子的财产相分离，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件，儿子高老子或者和老子告儿子，不值得奇怪。在本案中，存在着对动产的两ä种侵权行为ฦ形式：一是“对财产的不法侵害”，二是“侵占”。在英国法中，侵占有时被认为ฦ是对动产不法侵害的一种；在美国法中，侵占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这个案件清楚地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判定了相应的赔偿数额。一般而言，对财产的侵占比对财产的侵害要严重，受到的惩罚也更严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