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让我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罪状，我也能举ะ出一堆：同类相残文人相轻，内心压抑，口是心非……不过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先，不该对别人滥做价值判断。其次，说话要有凭据。所以，我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แ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เ个熬法嘛ใ。在文学方面，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中国作家已经痞掉了；从语言到เ思想，不比大众高明。但说大家的人品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杜拉斯，没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调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王朔的挺好看，但要说那就是“摸dernclassic”，则是我万难接受、万难领ๆ会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ว样的杰作；没有犀利ำ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ถ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学修养，还大有机会。就算遇到เ了挫折，还可以从头开始嘛。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ฐ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á。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ใ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ฐ道理，历史上男ç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ม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ທ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王小波的思想将通过他的作品活在人们的心中。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就是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แ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明火，行为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了一遍之后，自觉脾气好多了。古人有咏雪的打油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ฤ——有些人的痰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止痰丸ฤ呢？只有弗洛伊德。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เ班长那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死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当然，他是在装骚鞑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开，那ว才叫做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á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政策，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在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ณ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
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生在中国，而是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说有痰气。有些坏事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举例来说，很多中ณ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再比方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着的痰。扯完了这些，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
众所周知，有一种人，起码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ณ，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แ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方说我吧，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但还不会被逆转。另有一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痰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等说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这种毛病，也不要这样子嘛。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有关天圆地方แ
现在我经常写点小文章，属杂文或是随笔一类。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一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เ写。年轻时读过莎翁的剧本《捕风捉影》，有一场戏是一个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贫嘴，贫到后来有点荤。其中有一句是这么เ说的：“小姐死后进天堂，一定是脸朝上！”古往今来的莎学家们引经据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气氛越来越浓烈，但越注越让人看不懂。只有一家注得简明，说：这是个与性有关的、粗俗不堪的比喻。这就没什么文化味，但照我看来，也就是这家注得对。要是文化氛围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但这回我想改改作风，不要耍贫嘴，我也引经据典地说点事情，这样不会得罪人。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希腊ຘ人最为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ศ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ฦ整个世界ศ是个ฐ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是就闹地震。古埃及人的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非常准确。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แ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ะ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ว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个沙盘鲸鱼之ใ说。罗素举这个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个极好大说明。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天圆地方，人在中间，堂堂正正，这是天经地义แ。谁要对此有怀疑ທ，必是妖孽之ใ类。这是因为地上全是四四方方แ的耕地，天上则是圆圆的穹隆盖，睁开眼一看，正是天圆地方。其实这说法有漏洞，随便哪个木匠都能指出来：一个圆，一个方แ，斗在一起不合榫๑。要么都圆，要么都方แ才合理，但我不记得哪个木匠敢跳出来反对天经地义แ。其实哪有什么天经地义，只有些四四方方的地界，方块好画呀。人自己把它画出来，又把自己陷在里面了。顺ิ便说一句，中ณ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光？还有一光——北极光！要使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一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เ衙门里去揭你，说你是个乱ກ党——其实，向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เ，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优越感种种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不少犹太人——教授里有犹太人，同学里也有犹太人。我和他们处得不坏，但在他们面前总有点不自在。这是因为犹太教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换言之ใ，只有他们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上天堂的优先权，别人则大抵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和一位犹太同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后就会完全两样：他因为是上帝的选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则ท未被选中，所以是地狱的后备力量。地狱这个ฐ地方我虽没有去过，但从书上看到一些，其中ณ有些地方แ就和全聚德烤鸭店的厨房相仿。我到เ了那里，十之八九会像鸭子一样，被人吊起来烤——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这样猜测。本来可以问问犹太同学，但我又不肯问，怕他以为ฦ我是求他利用自己้选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面前美言几句，给我找个在地狱里烧锅炉的事干，自己้不挨烤，点起火来烤别人——这虽是较好的安排，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傲得很，不肯走这种后门。我对犹太同学和老师抱有最赤诚的好感，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勤奋；就是他们节俭的品行也对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个省俭的人。但一想到他们是选民，我不是选民，心里总有点不对劲。
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外国人叫做“洋鬼子”。这虽是些没了味的老话，但他的影响还在。我有几位外国朋友，他们有时用自嘲的口气说：我是个ฐ洋鬼子。就相当于我对犹太同学说：选民先生，我只是地狱里的烤鸭；讽刺๐意味甚浓。我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既不愿听到人说别ี人是洋鬼子，也不愿听人说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ใ下，尤其不喜欢听人说别人是洋鬼子。这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差异。人活在世上，看到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尔曼人生来就和别的人不同：黄头、蓝ณ眼睛、大高个儿，等等。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异被极个ฐ别的混帐日尔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犹太民族则是个ฐ相反的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尘世上一点坏事都不做。我喜欢犹太人，但我总觉得，倘他们不把选民这件事挂在心上，是不是会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犹太人忘了这件事，对自己在尘世上在遭遇可能会更关心些，对纳粹分子的欺凌可能ม会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伸着脖子让你来杀？我觉得有些被tusha的犹太人可能对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点——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tushaທ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掉，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即使此事一真，我这非选民就要当地狱里的烤鸭，我也愿做这种牺牲——这种指望恐怕没起好作用。这两个例子都与特异性有关。当然，假如有人笃信自己的特异性一定是好的，是优越、正义แ的象征，举一千个例子也说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说服谁，只是想要问问，成天说这个，有什么用？
还有些人对特意性做负面的理解。我知道这么个例子，是从人类学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美国，有些黑人孩子对自己的种族有自卑感，觉得白孩子又聪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难看。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人为什么เ一定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笨，只能懂得错的，不能ม懂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某个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人民做这种判断ษ，无异是说本民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这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想法。说来也怪，这种学者现在甚多，做出来的学问一半像科学，一半像宣传；整个儿像戈培尔。戈培尔就是这样的：他一面说日尔曼人优越，一面又把日尔曼人当傻瓜来愚弄。我认识一个ฐ德国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他就觉得灰溜溜的见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怀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怀疑本民族的智慧：“怎么会被纳粹疯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层次很低嘛。”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ฦ戒的啊。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东西方แ快乐观区别之ใ我见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แ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เ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า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เ冷酷无情。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诊断ษ过。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现代科技达，可以从开自然里得到利ำ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病的根源。
笔者既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ฦ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ธ了，就会闹出这种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作“自激”。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เ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它在满足物欲方แ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激，提出个好东西，叫作“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见《孟子》。
有关自激像抽疯，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高级动物脑แ子里都有快乐่中枢，对那地方施ๅ以刺激，你就乐่不可支。据说吸毒会成瘾，就是因为毒品直接往那里作用。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ณ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刺๐激自己。结果它就抽了疯，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不管怎么说吧，上下交征利，是抽这种疯，无止境地开自然，也是抽这种疯。
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เ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性ai，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强——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激。
孟子说，乐之实，乃是父子之情，手足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再辅之ใ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ว种快乐也可以自激，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ท不知足之蹈之手之ใ舞之”，谁要说这不叫抽疯，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抽疯。而且我认为，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๒掌，谁也抽不到เ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中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ฦ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中国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毛病。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我也不敢妄自菲薄。但是基督曾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木刺๐，没准儿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中ณ国的传统道德，讲究得过了头，一样会导致抽疯式的举动。这是因为中ณ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器。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๐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แ，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
举例言之ใ，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激现象？再举一例，中国传统道德里要求妇女守身如玉，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罢？于是人人盛赞节烈妇女。翻开历史一看，女人为ฦ了节烈，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身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烈”之ใ名而自杀，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此类行为ฦ，就像那条抽疯的海豚。
文化革命中大跳忠字舞时，也是抽的这种疯；你越是五迷三道，晕头胀脑，大家就越说你好，所以当时九亿人民都像了四十度的高烧。不用我说，你就能现，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手舞足蹈的现象。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用不着我来提醒，就知道它是有很大害处的。“忠”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所以东方แ精神扬到了极致，和西方แ精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我们这里不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物质照样不够用。
正如新า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作父母的断断ษ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极大丰富，对不对？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结果中国有十二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只要一日三餐的柴禾，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偶而出门一看，到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激得很厉害。
虽然就个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欲，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中国人一年烧掉十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过地球的承受力。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เ多的人口也是头疼。故而要计划ฐ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倘若这种东方特色不能ม改变，那ว就只能把大家变到เ身高三寸，那么所有的中ณ国人又可以快乐的生活，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可以预言，过个三五百年，三寸又嫌太高。就这么缩下去，一直缩到เ风能ม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五迷三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
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เ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我能ม够理解这种毛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身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毛病我亲身体验过了在文化革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
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ฐ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ฐ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ฐ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เ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东方แ社会有东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ใ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ม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ฐ道理。搞得不好，还能把两种毛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极奢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就像大邱庄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的人物我们在当代中国已经看到了。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