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丙子[2]。先是，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御史刘ถ孝孙言：『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孙称颂โ此事以为ฦ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上曰：『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
四年三月，文彦博言：『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ท其劳扰可知。』(详见《役法》）甲â午，上批枢密院言保甲扰民事，令王安石体量虚实。安石以为：『闻得颇็有之ใ[5]，为奸人扇惑，恐刺为义แ军故也。欲令提点司人分头抚谕。』冯京言：『不须以五百人为ฦ一保。管仲内政寄军令外，只是五人为一保。』上欲且罢都保正，安石曰：『不须罢都保正，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远须至什伍百姓为用，募兵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庙社稷久ื长计，募兵之法诚当变革，不可独恃。』上曰：『密院以为ฦ必有建中之变。』安石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上问建中所以致变，安石曰：『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戊戌，上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甲，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弓一张至千五百，箭十只至六七百。当此青黄不接之际，穷下客丁，如何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令自办钱粮，起铺舍三两区，每保置鼓，遇贼声击。乡村之人，居处远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又费钱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头所说，非虚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今如此骚扰，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贼盗，余无得妄施ๅ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之传惑，恐徒戍边，是以有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王安石进呈，不行。丁未，上与王安石论保甲â事，以为诚有斩指者。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常致变，则ท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แ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自上制ๆ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
熙ກ宁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谏院吴充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务未举，农政不修，令臣条上其事。臣以当今乡役之中ณ，衙前为重。上等民户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赀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势同漏卮，不尽不止，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间规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甚者嫁母离亲，以求兄弟异籍。风俗日坏，殊可悯伤。望敕中书择臣庶之言乡役利害，以时施行，及以先朝陈靖所上《农书》并臣所上农政五事，并下两ä制详定以闻。』诏令送中书。
己卯，右谏议大夫[2]、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恨，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前秀州军事推官李定为ฦ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ใ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一日）。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ใ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兴大计，用贱凌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寝衰，尤非朝廷之ใ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
三月壬戌朔，韩琦言：『准转运及提举常平广惠仓司牒给青苗钱，须十户以上为一保，三等以上人为甲â头。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委本县量度增给，三等以上户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愿请钱者，五家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诸县不得避出内之烦，致诸人扇摇人户，却称不愿请领。如不愿请领，即具结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