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元年正月癸未，诏中书、枢密院同议塞滑州决河。河入中国，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间，则不能为大患。及出大伾，走东北赴海，更平地二千余里。禹迹既湮，河并为一，而特以堤防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众流之所会，时不免决溢之ใ忧。然有司之所以备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则易摧，故聚刍藁薪条，枚实石而缒之，合以为ฦ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长八尺，其算以径围各折半，因之得积尺七千五百，则ท用薪八百围（《史藁》作薪五百围），刍藁二千四百围，所谓苇索、心索、底篓、搭篓、箍首、索签、桩磕、??拐、橛拽、后橛，其多寡称所用。若大小广袤不同，则随时损益之，而亦视此为率焉。故凡置埽，必仞水之深，度岸之高，或叠二、叠三四。一埽之长居岸二十步，而岸长或数百步，或千余步，埽坏辄牵连而去。又置埽以补救之ใ，其费动为缗钱数万。凡埽初下水曰扑崖，居上而捍水曰争高，阙地置之以备水曰陷埽。埽实垫为亡所患，浮ด湍则危。其卷埽之器，则有制脚๐木、制木、进木、拒马、短长木籰、大小石籰、云梯、引橛、推梯、卓斧ร、绵索，其鼓旃，所以利工作而为号令之节也。凡度役事，负六十觔、行六十里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觔、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计之ใ。水向背不常，则ท埽各后地而易。
明道二年八月壬午[11]，忻州ะ团练使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是日壬午），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求见，尝陈备边之ใ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12]，乃契丹ล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皇帝朝，尝有建请方田à者。令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13๑]，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ว其事，数载之后，必有成绩。』遂密敕平与怀敏渐建方田à。怀敏时为西路缘边巡检都监也。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敌骑也。
已๐上据本志。
二年七月，范仲淹安抚江淮，陈八事，其五曰：『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ณ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开元、天宝间，牧马数十万匹。禄山为乱，王师败于函谷，曾何救焉?且骑兵之费，钱粮、刍粟、衣缣之类，每一指挥，岁费数万缗，其间老弱者尚艰于乘跨，况战斗乎?然西北戎马不可不收：既至京师，宜多鬻于民间，假其刍牧，或有边用，一呼可集。又重税以禁江淮小马，勿使至近里州军，则ท西北之马可行，外慰边心，内为武备，且减刍牧以亿万计。』上嘉ล纳之ใ。
二月丁未，诏陕西安抚使韩琦与转运使量民力蠲所科刍粮，调民修筑城池，悉其数以闻，当加优恤。官吏因军与受赇者，听人告。比令诸州、军点集丁壮，止欲防护城池，亦不刺手面，改除习外，无得它投。若奸人妄有煽摇，委所在擒捕之。先是，诏陕西点募强壮，命琦抚谕，仍促本路如诏。言者又以增数为请，琦奏曰：『转运使及郡县尚未点集，必谨重此事，虑有惊扰。盖民丁既为强壮，且忧刺以充军。本路近尝添差弓手，耳目皆已习熟ງ，必无疑惧。请除商、虢二州，各于逐县见管乡村三丁已下主户内，选差ๆ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强壮，使减税，免立阶级，分番教习。』著为条约甚备。诏悉如所请。
六月壬子，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二年四月戊寅，命权御史中丞贾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谏院张方平、入内都知张永和与权三司使姚仲孙同议裁减浮费。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见西事已来，应副边备，天下被其劳，凡百赋率，至增数倍。当时朝旨盖为用兵之际权宜应急，岂可承以为常?今边防虽已๐渐宁，而缘边守戍，未能彻备，四方添置，兵数亦甚多，向之所增赋敛，卒难复旧，何以慰天下百姓之ใ望?朝廷所以绥怀二边者，正谓宽财用、舒民力，以厚为之备。今乘边事之闲，岂可优游，虚度岁月，不切讲求经久之计?若遂恬然惮于有为，臣恐民力日困，财用日匮，难以善于后矣。今内自三司，外至发运、转运使，凡掌财利之官，簿书期会，犹不暇给，岂暇为国家生民远虑哉?臣欲乞于两省已上，选差才略之士三两员，就三司与使、副据国用岁计之数，量入为出，平货物之ใ轻重，通天下之有无，校其利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节，先到中ณ书、枢密院开陈商量，必久ื远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细碎之事，无大损益，徒成烦扰，不须施ๅ行。所冀助财用，纾民力，当今之切务也。』
嘉祐๖六年四月庚辰，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陈旭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三司使、给事中包拯为ฦ枢密副使，礼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谏赵抃知庆州，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ณ侍御史吕诲知江州。旭始除枢密副使，或言旭因结宦者史志聪、王世宁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论列，且言：『旭顷为谏官，因张彦方事阿附贵戚，已不为清议所与。及知开封府，尝贱市富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