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阿桂的信写得很好，是谈写作《花园街》的契机的，并不是在洋洋大观地阐述《花园街》中的不尽之意。不错，一座建筑物的沿革，常会透露出曾居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物的命运；几易其主的过程，则形成了一段，会引起后人的感叹。苏武的“楼成君已去，人事因多乖”辛弃疾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和“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不都是因建筑而启发出的一种命运感么？楼ä台依在，人事全非；但也有这样的情形：虽然人事全非，可是后住者还是在重复前一家屋主的命运。这里，人物变了，但情节相同，仍然是那出悲剧ຕ，此事也是常见的，比如，过去不有一座“十三号凶宅”么？然而，在我们现在，时代毕竟不同了，新的悲剧ຕ有着乐观主义的背景和色调，最终会显现出一片令人鼓舞的曙光。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比古人幸运的地方。
——歌德
可是我不希望你得出任何结论。
不断地自我反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反省的根据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觉，而是某种规范，某种既ຂ成观念。在我们国家，任何一利回在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措施、方แ法都容易成为长久的规范；只要给谬误以时间；谬误也会成为真理统治人们的头脑。请别忘了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些东西形成了一个ฐ坚硬的外壳，我们却要在这坚硬的外壳中孵化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个ฐ自诩为派的中国作家，也都散发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气味。
正因为我始终把关注和参与现实社会放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之上，即使蜷缩在西北一隅，弹丸之ใ地，我自认为自己也有一定的敏锐，有一定的超前感。在中国大陆，我是第一个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九八五）、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男人的风格》——一九八三）、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早安朋友》——一九八六）、第一个写知识分子没落感的（《习惯死亡》——一九八九，不客气地说，平凹的《废都》晚我五年，当然他的写法与我不同）、第一个ฐ揭示已被很多人遗忘的“低标准瓜菜代”对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理损伤的（《我的菩提树》——一九九四）…你可以说我写得不好，但我毕竟开了风气之先，是功是罪，我以为只有后人才有资格评说。
就写到这里吧。我现在正在听理查德·克莱门特演奏的：
所以，我看到本书中有描写银川和永宁两地税务工ื作者的报告文学作品颇感欣慰，我以亲身的感受知道有关他们的作品是完全真实的。
具有悲剧意味的是，这种小城氛围又并非完全是小城领导或小省领导的过错，却是日为发展缓慢而缺乏一种冲刺的力度，又因缺乏冲刺的力度而发展缓慢，以至很少人会深切地感受到人才的可贵，觉察到改革的必须。这个怪圈，在很大程度上便属于地域和的因素所形成的了。翻了翻宣文的文章，有不少是发动冲刺๐，鼓吹改革，对小城的陋习进行批判的。这些我都赞同。但手持长矛面对传统的观念和人情的陋习，常常有无力之感，因为这些东西往往像空气，至多像棉花包“老虎吃天，无法下爪”令壮士扼腕而叹。
小说虽然是雕虫小技，其实却是和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表现。你读到的所有小说中使你拍案的地方，并不是高技巧的发挥，而是智慧的闪耀。也许有人会说小说尽管不怎么行，可是人类在科学上不是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吗。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但人类用科学手段来自我毁灭也是空前的。你“像醉汉一样，若无其事地晃进了现实冲突”倒真无所谓，整个人类都在非常聪明地愚蠢着却实在值得忧虑。
美国的汽车大王尼柯卡，石油大王哈默等人，都是请作家给他们写的传记。他们的传记不但风行西方，中国想向之学习的也大有人在。从激励人，令人感奋这个角度讲，活动在我们身边的新人当然会更为直接些。所以我还在盼望着有更多的这类人物的传记出现呢。
当然我不是说这部小说所表现的东西仅仅是限囿于宁夏的或西部的，作为艺术品，尤其是长篇，理该追求更博大更深厚的蕴量。我以为查舜正是这样努力去实现的，诚如他自己曾说过的：“一个不向着世界，不向着人类，只盯着或想着本民族的写作者，是很难写出真正的艺术品来的。”当我捧着这部小说时，我感觉到的分量远远比它沉重得多。近三十万字，五易其稿，历时数年，每次通改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否走、摆脱、超越原我的代价。如果把他在家乡昏黄的灯光卜所发出的孤寂的叹息和鲁迅文学院学友们竞争的压力加进去，则会是一个ฐ不可忍受的重量。不过，他毕竟忍受过来了，他背着这样的重量在艺术的领域里从自己的局限出发，一步步地追求局限中的丰富，因为他意识到เ了自己的责任。
今年六月，我从吧黎回国，飞机掠过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到北京，三个多小时的航程里游子的眼睛不时地俯瞰着祖国大地，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酸楚起来。那真是满目黄沙，惨不忍睹，焦灼的土地似乎执意要把人的眼泪吮吸干。裸体的女人是美丽的，如果你用一种艺术家的眼光去看的话，而赤裸裸的、没有一株树遮掩的土地却是丑陋的，不论你用什么眼光去看都毫无美感。
承图书馆工作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