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ຕ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á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á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吧，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เ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ว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这七太爷，是我们山乡马寨的一个姓杜的高寿老人，对于本书的一个主要人物杜小宝来说，七太爷实际上是他的“七太太爷”
自从农业作为主导产业进入人类社会后，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这几千年来，阶级矛盾和斗ç争此起彼伏，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层出不穷，但基本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多大的变更。经济发展迟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百姓的日子是慢腾腾地过来的。如果经历战乱和饥荒，贫穷和落后就常常与他们相伴相守了。到เ了和平时期，即使统治者采取了开明的政策，能够让他们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但芸芸众生，依然不过是处于无休止的劳作状态，土里刨食，床上困觉，养育后代，繁衍生息。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大队的干部ຖ，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ä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他们混得很熟。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ฦ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氏。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ฐ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子，再也没有能ม力与刘ถ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ຖ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ถ富一些。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ฦ“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据说成立之ใ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ำ，群众谁也没有见到เ过一分红利。一位伟人曾经论断ษ过，计划ฐ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ว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洋油”、“洋碱”连铁钉ล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与“火煤儿”、点灯用的植物油、洗衣用的“皂角板子”以及农家妇女纺织成的土棉布，才冠以“洋”字的。这些日用品，不是平均分配的物资，放在柜台内，没有人民币是不可能ม买走的。特别是火柴、煤油和肥皂，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当时十分短缺。物以稀为贵，谁掌握了这些物资，谁就最有权力。有时，没有头脸的人，根本就不会卖给你，营业员说：“没有。”你就干瞪眼没有办法。就是有头脸的人，要搞上一点，也需要找营业员“开后门”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员，由于能够控制这些紧缺物资的分配，手中有权，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姑娘嫁人，优先选择的有三种人，其中ณ营业员被放在突出地位，其次才是当兵的和司机。
有了商品，就要用钱去买。“双代点”的交换形式还比较原始，群众常说“鸡蛋换盐，两ä不找钱”说的就是简单的交易。在当年，群众的收入来源，主ว要是农产品，获得钞ๆ票的途径，不过是卖鸡蛋，养一头猪，卖从山上刨来的草药，以及一年两次生产队里的分配。余粮户可以分到钱，缺粮户往往还要向集体交钱。养鸡与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