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ม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ຖ分，大概ฐ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เ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ฑ，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เ什么เ地方去。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ม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๐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ำ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เ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吧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ว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咬碎一个ฐ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吧，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要收场，又添上一个团圆剧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二，将广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将这信在《语丝》上发表。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ใ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ษ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เ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เ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我如有作品，题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6）但好在我也没有作品。
至于那时关于我的文字，大概ฐ是多的罢。我还记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体似的对我说道：“又在恭维你了！
看见了么？”我总点点头，说“看见了。”谈下去，他照例说“在西洋，文学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点点头，说“大概ฐ是的罢。”心里却想：战士和革命者的虚衔，大约不久ื就要革掉了罢。
照那时的形势看来，实在也足令认明了我的“纸糊的假冠”（7๕）的才子们生气。但那形势是另有缘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谈。现在所要说的，只是报上所表见的，乃是一时的情形；此刻早ຉ没有假冠了，可惜报上并不记载。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
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ๆ有修改为“捣乱ກ”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ງ衔似乎已经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