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朗虽然在继续进行有关鼠疫的必要计算，但是可以肯定，他统计不出总的结果。他与塔鲁、朗贝尔和里厄不一样，不像他们看上去就是不容易累็倒的人；他的身体一向不很好，但却同时担任几件工作：市政府助理，里厄的秘书，还有他自己在夜间的工作。人们可以看到他经常处于一种筋疲力竭的状态。他常用这么两三个决定好的打算来振奋自己的精神，比如：在鼠疫扑灭以后，要彻底休息一段时间，至少一个星期，以便认认真真地把他目前正在着手进行的使人“脱帽致敬”的工作做完。有时，他也会突然变得情不自禁起来，遇到这种情况，他往往会自动地向里厄谈到让娜，思念她此时此刻可能ม在哪里，以及她看到报上的消息会不会想到他。有一天，里厄用十分平淡的语气同他谈起自己妻子的事，这使里厄自己都感到เ奇怪，因为ฦ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谈过。他妻子打来的电报总是说她很好，并请他安心，但他有点放心不下，于是就决定给他妻子住的那个疗养院发一个电报去问问主任医师。结果，对方回电å说他妻子病势加重，但院方保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控制ๆ病情不让它恶化。他一直把这一消เ息压在心里，现在他自己้也无法解释，怎么เ会把这件事告诉格朗的，除非是因为ฦ过分疲劳的缘故。原来这位公务员先是对他谈到让娜，然后问起他的妻子，于是里厄才回答的。“您知道的，”格朗说道“现在这种毛病会很快治好的。”里厄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他开始感到与妻子分离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并说，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或许早已๐帮助妻子战胜病魔，可是现在看来，她准会感到十分孤独。后来他就不说下去了，只是含含糊糊地回答了格朗提的问题。
在城里，人们又把某些鼠疫特别猖撅的区同其他各区隔离开来，除了工作上绝对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离开。住在这些隔离区里的居民当然要认为这项措施是专门要使他们难堪，不管怎样，对比之下，他们倒把其他各区的人，看成是自由的人了。反过来，后者一想到别人比他们更不自由时，在困难重重的时刻里便会感到某种安慰：“还有比自己关得更严的人呢！”这句话总结了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希望。
“不能指望机关，他们是不会理解人的。”
这当然很好。但是教师该受到赞扬的不是因为他教人二加二等于四，而也许是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高尚的职业。我们说，塔鲁和其他一些人选择了证明二加二等于四的道路而不是与此相反，这当然值得赞许，但我们也要说，就这个良好愿望而言，他们跟教师一样，跟一切与教师问有此心的人们一样。这是人类的光荣，因为这些人的数量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多，至少作者是这样相信。作者也十分清楚地看到有人要提出不同的意见，说这些人冒有生命的危险。然而在历史上总会出现这样的时刻๑：如果有人敢说二加二等于四就会被处死。教师也明白这一点。但问题不是要知道坚持这一道理的后果是得到เ奖励还是惩罚，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于四。对于那ว时我们城中那ว些冒生命危险的人来说，他们要确定的是：他们是否已被卷人鼠疫，以及应不应该同鼠疫作斗争。
他看到他母亲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前额。他明白这是由于这些日子来的担忧和过度疲劳使他面容消瘦了不少。
另一方面，当塔鲁晚上回去的时候，他总是肯定能见到那位巡夜者沉着脸，在大厅里踱来踱去。这位老人不断地向每个ฐ遇到的人提醒一句：他曾经预见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塔鲁承认曾经听到过他预ไ言要发生一场灾难，但提醒他当初ม说的是要发生一次地震。这位巡夜老人则说：“啊！要是这是一次地震倒好了！一场剧烈的震动后，人们也就不谈了…点一下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活着，事情就完了。但是这个该死的瘟疫，就是还没有得病的人心头也摆脱不了它！”
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对朗贝尔来说，既是最容易过的又是最难过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时期。他跑过所有机关，进行过各种方แ式的交涉，到处碰壁。他从这个咖啡馆溜达到เ那个咖啡馆。早上他坐在咖啡馆前的露天座上，面前放着一杯没有冰冻过的啤酒，拿起报纸希望看到一些有关疫病即将结束的迹象；他注意过路人的表情，看到了几张愁眉苦脸，就不快地掉过头去；他朝着对面店家的招牌和已๐经过时的一些著名开胃酒的广告，看了第一百次后，便起身在城中黄色的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去。就这样，从僻静的散步场所走到咖啡馆，又从咖啡馆走到饭馆，直到晚上为止。有一个ฐ晚上，里厄正好看见记者在一家咖啡馆的门口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结果他似乎决定了，走进去坐在屋子的深处。就是在这个时间里，上级命令咖啡馆尽量推迟开灯的时间。暮色像一股灰沉沉的流水漫人室内，玫瑰色的夕阳余辉反射在玻璃窗上，大理石的桌面在薄暮中映出微弱的反光。在这没有别的顾客的大厅中，朗贝尔宛若一个ฐ被遗弃的幽灵，独坐一隅。里厄暗忖：这该是他体验遗弃之感的时刻๑。不过，这也是本城所有的被禁闭的人们体验流放之感的时刻，应该做些工作使他们早点得到解放了。于是里厄就掉头走开了。
“要不了多久ื，这座城中就只有一些疯子了。”里厄说。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这最后一句话讲出口时，全场鸦雀无声，暴雨打在玻璃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