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ฦ。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按当时苏联主张的国境线，我们中翼掩护组和左右两ä翼掩护组的三个阵地由á北向南地一字排开，均位于苏联一侧的界内。而由边防营营长康友福和政委浦其武统一指挥的指挥组和预备队却是位于我方边界ศ线内。从北边的右翼掩护组阵地到เ南面的左翼掩护组阵地，相距约有两三公里。因我军这次巡逻的目的，就是要以行动告知苏方แ我们并不承认他们划定的这个ฐ‘实际控制线’。因此，巡逻组必须要等到天亮之后方才出发。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即将进入中ณ苏争议地区的巡逻队提供掩护。
可是，正在他举ะ着相机在**石前面为我照像着，一架苏军的直升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เ了我们的头顶。飞机飞得很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เ飞行员的面孔。直升飞机在我们上空飞了一圈便离开了。但让我感觉非常地不舒服，总觉得这事象是在预示着一场不祥的灾难。
这时，魏指导员就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โ*โ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世界ศ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ใ中ณ，需要我们去解救。现在美帝和苏修也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妄图对我们发动侵略๓战争，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ฐ不答应。为此，根据塔城军分区党委安排，今天要对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让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开始用饭勺舀着盆里的红薯汤，吃起了忆苦思甜饭。我哪怕是饿肚子都不想吃红薯，可是，因为是忆苦思甜饭，不能不吃，所以，我就挖了两勺稀汤，对付着一喝，算是吃过了。
6月10่日上午，塔城军分区的一位领导来到我站，为我站的全站官兵传达中苏关系的机密性文件。这种文件一般只给营级以上的领导传达，也许是为ฦ了振奋军人的士气，让边防官兵能清楚地认识中ณ苏边界ศ形势，新疆军区要求将这份机密文件向所有边防官兵进行传达。文件内容是有人提出：在中苏边境，苏军有5๓5个ฐ步兵师，12个ฐ战役火箭师，10坦克师，4๒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多万军队，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欲跃马挥刀，扑杀而来。对此，**回答说，‘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๓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有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和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发现会陷入在灭顶ะ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เ那ว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ຖ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身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ศ，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可苏军的总兵力才只有320万。至于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ใ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郭排长想了想，说，‘这件事情军区首长早就知道了，要不，怎么会把你们这多人都派过来？我想军区首长肯定会有考虑的。’
边防站旁边是一座山丘，我们都叫它铁丘。它是海拔不高的巴๒尔鲁克山的一个显著的石山丘陵。上到铁ກ丘山顶，就可以俯视到山丘的两边。这段国境线东面一侧为我国边界，多为低山丘陵；西面一侧地势相对平缓，有一片二三十公里纵深的戈壁，那是争议区的苏方边界线。那边也有许多的小山丘，但远处却是越来越高的连绵大山。如果天气晴朗之ใ时，可以看苏联境内的阿拉湖。
也许我的口气比较坚决，让他感到没有商量的余地。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叹了口气，就离开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เ了一楼。我看到เ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ว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å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ม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เ墙壁上的那个ฐ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ฦ不懂电å，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เ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ฐ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ว些给受审者用刑é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เ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ว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ฐ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
我说，‘我是很想爸爸和妈妈。’
主ว审就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回答。因为ฦ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主审又问，‘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么小的年龄就当了兵，是被人强迫的吧？’
我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只当他是在跟木头人说话。
‘你在哪个单位，单位里有多少人？’
这可是属于军事机密，打死我也不能说。我嘴巴闭得很紧，毫无表情地与主ว审对视着。
主审见我昂着头，啥话也不说，对旁้边的军人说了一通话，然后，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动用刑é具来逼我回答。可是，那ว个翻译竟对我说，‘审讯结束，回医院。’我大梦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他们那ว么远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几句话？
回到医院，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战友或是别ี人问起我：苏军在审讯时都问了你哪些话？我该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实说来，他们肯定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我有怀疑，以为ฦ我不肯说实话，想有所隐瞒。
那天，我绝食了，要求能ม见一下我的那三名战友。自从从列车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我
可以下地走动了，很想能见见他们。可是，苏联人对我说他们三人因伤病过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说他们在欺骗我。可翻译对我说，由于裴映章的脖ๆ子被贯穿，伤势过重，没等列车到站就已经没了气息。景长雄是脑แ部重伤，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到เ了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温记者伤势严重，拒绝治疗，临终前还喊着‘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โ*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我不知道翻译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确实已经牺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เ意思。我一连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战友都牺牲后，我再继续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这些天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为ฦ什么不让我死去？
苏联人给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我嘴边的那ว块弹片取了出来。手术之后，我一连两三天处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脑แ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隐隐，有时觉得自己还在活着，有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去。由于我脸颊上和嘴角处都受了伤，嘴角处刚ธ做过手术，而脸颊๐与鼻子间还有一块弹片在肉里面，我的脸部肿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扰得我大脑แ死命地跳着发痛。我的右胸ถ被子弹贯穿，伤口严重感染，疼痛得让我浑身发颤。我的伤势还非常地严重，我依然在生死线挣扎着。可这种挣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没有希望。
我渴望着死去，因为我不想忍受这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我一旦战胜了这种伤痛的痛苦，而以后人生的痛苦又该让我如何面对？
我想起了让我看过的那ว些苏联报纸上的照片，那些照片一直让我感到极大的羞辱与不安。这次参加铁列克提战斗的，光是我们商丘柘城县的新兵老乡就有38人，而在无名高地上牺牲的新兵老乡就有8๖人。可唯独只有我一人被苏军俘虏。
作为军人，特别是中ณ**人，被敌人俘虏，这该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和不寒而栗的事？
记得在上小学时，一次去中ณ学去找我表哥。学校刚好在批斗一名反革命分子。那反革命分子是一个50่多岁的干瘦老头。瘦老头被五花大绑着押在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纸做的高帽子，身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投敌变节，背叛革命。
当时，一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高中ณ学生正在发言，揭露他投敌变节的反革命罪行。等那学生发完言，主ว持会议的红卫兵负责人就质问瘦老头出卖了多少革命同志。瘦老头用向**โ他老人家发誓的口气回答说，他当时只写了自白书，表示自愿脱离**，但绝对没有出卖过任何人。红卫兵主ว持人说他顽固不化，不肯低头认罪，便飞起一脚๐踹在了瘦老头的背上。老头一下趴在地上，跌了个嘴啃泥。那个ฐ红卫兵主持人非但没有把他拉起来，反而喊起了口号，‘反革命分子不老实交待，就只有死路一条。’台下的近千名师生同时振臂跟着高喊口号。
看着那瘦老头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问表哥，‘这人是谁呀？’表哥问我，‘你知道张国华吗？’我说，‘是不是那个在成都军区当政委的张国华？’表哥说，‘对，就是他。’然后对我说，‘红军在过草地时，张国华是红1军团政治教导大队的政委，这老头就是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可是，他们在过草地时遭遇到了敌军的骑兵，在掩护大部队突围时，这老头被国民党骑兵俘虏了，为了活命，老头就写了自白书。特殊时期开始后，这老头在湖南老家呆不住了，就跑到เ了这里投亲避难。可是，还是被人民群众给揪了出来。’
当时，我就想这老头也真够倒霉了，如果不是让敌军俘虏，他现在恐怕也跟张国华差ๆ不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或是政委了。
要说被敌军俘虏过的人，我们家旁้边的生产大队就有一个，大家都叫他王老头。快40่岁了，还是光棍一个，整天孤孤单单，独来独往，没有人搭理他，他也不搭理人家，总是在闷着头吸烟。听说他13岁时就偷跑出来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之后随部队南征北战，杀敌立功，还当上了连长。195๓0年他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却在五次战役中被俘，因此，回国后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连军籍也没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就跟投敌叛国差不多。
想到这些，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เ那么เ多的人都牺牲了，却让我活着？为什么不让别的人活着，让我死去？我参军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杀敌立功；我参加这次战斗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怕牺牲，即使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如果不是昏迷，我肯定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可是，我没有这种机会。但愿战友们和亲人们能宽容我，理解我，原谅我。
这样想着，我眼里噙满了眼泪。
那天上午，苏军人员又把我带到审讯室进行了审讯。他们问了我许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可我只是个ฐ十七岁的新兵蛋子，对这些有关国家的军事机密一无所知。而且，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们。结果，他们的审讯又是无功而返，毫无收获。在送我回医院的路上，翻译告诉我说，‘你们的总理和我们的总理在
参加完越南领袖胡志明总书记的葬礼之后，一同在北京见面了，我们的总理告诉你们的总理说你们有个姓李的士兵还活着，在我们的医院里疗伤，你们的总理就要我们的总理把你放回去。我们的总理已经答应了。再过几天，你就要回国了。’
我们的总理自然是周恩来总理。我一听是周总理在亲自过问我的事，在要求苏军放我回国，我就一下热泪盈眶。我在心里说；敬爱的周总理，我要一辈子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