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ฐ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ท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ฦ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二百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ຓ的合法性9。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ฦ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10。
这一大规模的抗议使龙心赫然震怒。申时行获知皇帝的反应，立即呈上一份揭帖，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他事先却并未与闻。被孤立的皇帝亲自在朱批中感谢申ã先生对他的忠爱之ใ忱。事情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ฦ大学士的揭帖系秘密文书，经过御览以后向例是退回本人而不公布的。但是这一揭帖偏偏为ฦ许国所截获，他就毫不客气地送交给事中办公室抄录公布。申时行立刻向给事中索回原件不准公布，但其内容已๐经在文官中ณ传遍，而且这种索取已๐发科抄写的文件也属违背成宪。
万历的去世，失去了最后的缓冲因素า。互相猜忌的小团体至此公开地互相责难。一连串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当初ม先皇对继承人的问题犹豫不决，在中枢任要职的人何以不慷慨直言?王锡爵身为首辅，居然同意先皇提出的三王并封的主张，即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同时不分高下地并封为王，这是何居心?要不是大臣们缺乏็骨气而作迁就，先皇何至把“国本”问题拖延得如此之久，致使后果难于收拾?据说郑贵妃还有谋害皇长子的阴谋，何以不作彻底的调查追究?这些问题，没有法律上的程序可供参照以找到答案，但是在感情上则带有强烈的煽动性。提出问题的人自己้也未必有寻根究底的决心，而只是利ำ用这些问题作为控诉的口实，把食指指向反对者的鼻子，借此在党争中取得主ว动。
皇帝和他的臣僚熟ງ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必须ี到达桀、纣的程度，即以极端的残暴加之于臣僚和百姓。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他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他是在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对于这种情况，臣僚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ณ的训示来造反的。所以，不满甚至愤激的情绪尽管不断ษ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诛独夫”或者“清君侧”的内战。
反对申时行的人则仍称他为ฦ妥协，一味只顾目前适用，放弃原则。申ã时行当然有他的办法答辩。他表示，要是不恢复百官间的彼此信赖，怎么可以使他们大有作为，为皇上推行开明的政治?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๐，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ฐ冤案，参劾一个ฐ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๒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ຖ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ฐ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เ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ภ。
有些县份的税额很低，粗粗一看，似乎ๆ必须提高税额，至少这样的县份再也不应该有税粮的积欠。但实际情形是，由于原来税额低，不少农民已๐升为地主，而这些小地主，多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仍去饥饿线不远，他们的生活与农村富裕的地主和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就是说，低税的实惠，早已为ฦ当地人视作当然，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欠税欠粮的事情，不能因全县税低而遏止。
这种伦理教育所收到的效果，可以用前面提到的邹元标为例。邹้元标在15๓77๕年得中进士，时年二十六岁。当时他还没有任何官职，然而根据圣贤的教导，他竟上书指出张居正的不肯丁忧的可耻可恶。这一封奏章使他在午门外受到廷杖，进士的头衔革去，降为士兵，流放于贵州ะ的穷乡僻壤。一去五年，直到1583年冤案昭雪，他才被召回北京，任命为给事中，职司监察，穿上了绣有獬豸的袍服。到任不久，他又上书直接批评万历不能清心寡欲。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知道了”三个字，给他面子，免予追究文句的唐突。然而邹元标不识抬举，过不多久ื，他二次上书，奏章上的用语更无忌讳，竟说万历扯谎，有过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闻，莫若勿为ฦ”的谚语，揭穿皇帝的装腔作势，说他没有人君风度。这就不能ม不使万历勃然震怒，准备把这个不知感恩的谏官再次廷杖。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那ว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ท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ທ地了如指掌。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ã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๓86年的新秋，二十三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แ胀，需要停止早ຉ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限制ๆ。十二个ฐ月以后，这头晕脑แ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爷在紫ใ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เ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注意他身为ฦ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其原因乃是心中ณ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ใ搔破皮肤，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如此等等的消เ息。
5《神宗实录》页ษ1432～143๑4、3339。
然而在两年之后，即1584年，万历就改变态度而籍没了张居正的家。这一改变的因素า可能有二，其一为郑氏的作用，其二为慈圣太后的干预ไ。郑氏在1583๑年由淑嫔升为德妃，158๖4年又进为贵妃，这几年间已经成为皇帝生活中ณ的重心。在朝臣的心目中，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妇女，万历的种种重大措施，很难说她未曾与闻，因为对皇帝，在当时没有人比她有更大的影响。也许正是在她的影响之下，皇帝ຓ的心肠才陡然变硬。至于慈圣太后家族和张居正之间的嫌隙，已๐如上文所述。张居正在世之ใ日，武清伯自己曾被申饬，受到监视，对自己้的言行不得不十分谨慎检点。等到张居正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三个月之后，武清伯被提升为武清侯，整个朝廷的倾向，由于对张居正的怨毒而转到了对他有利的方面。他如何利用这种有利ำ的形势而向慈圣示ิ意，这同样也非外人所能获悉。
但是热恋并不等于独占皇帝的枕席。万历共有八子十女，为八个不同的女人所生。郑氏之所以能ม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喜欢读书，因而符合皇帝ຓ感情上的需要。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决不能如此地历久ื不衰。
万历并不只是对皇后没有兴趣，他对其他妃嫔也同样没有兴趣。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还要在几年之后才与他邂逅相遇。这时，他感到空虚和烦躁。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室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ใ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成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或者是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ม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ณ，既ຂ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次年，即15๓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ຓ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四月中ณ旬离京，七月中旬ຒ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ຓ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万历当然不会同意张先生的请求。他向张先生和大伴冯保表示，奏事的人必须受到เ惩处。张居正于是面奏说，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因为ฦ误事的官员必须降黜，尽职的官员必须提升，所以不是威就是福。二者之ใ外，难道还有其他?张居正的慷慨陈辞和冯保的支持加强了皇帝的决心。他于是决定，第一个攻击张居正的官员褫夺官阶，降为ฦ庶人。第二个攻击者已๐经明知朕意，仍然执迷倔强，即是蔑视君上，应该押至午门外，脱去袍服，受廷杖一百下。廷杖是本朝处罚文臣的标准刑具，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แ下了永久性的伤痕。
在1578๖年大婚之前，万历和慈圣太后同住在乾ດ清宫。太后对皇帝能否克尽厥职和勤奋学习均极为关怀，皇帝的其他行动也经常得到她的指导。至于冯保，当万历还是皇子的时候就是他的伴侣，提携捧抱，兢兢业业地细心照护，所以后来才被称为ฦ“大伴”。到这时候，冯保已经擢升为司礼监太监，也就是宫内职位最高的宦官。他经常向慈圣太后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慈圣因此而能ม耳目灵通，万历却因此而渐生畏惧。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如果大伴作出对皇帝ຓ不利的报告，太后一怒之下，皇帝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แ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ว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ว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以张居正的精明干练，他没有能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十年首辅生涯，仅仅刚ธ把问题看清楚。他的一套改革办法使文官们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而不能成功，而且招致了死后的被清算。申时行不得不把目标降低。他所说的“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就表现了他调和这阴阳两极的方针。他无意于鼓励不法，但也不能对操守过于认真。1587๕年京察之放宽尺度就是这种宗旨的具体说明。在他看来，嫂子已经掉进水里，决不能再像平常一样保持远距离的尊敬，而需要“援之以手”了。
就算是降低了标准，申时行也没有能达到目的。有一些自命为体现正气的年少新า进，坚持“四书”中所教导的伦理观念，对15๓87年京察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其中有一个ฐ顾宪成，所提出的抨击尤为尖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决心要检举缺乏能ม力和操守的官员，而不惜重新撕破申ã时行所苦心缝补的破绽。申ã时行的对付办法就是把他调往外省。
所以，在立储问题还没有对京官形成普遍压力的时候，他们的内部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张居正的强迫命令固然失败，申时行的调和折衷也同样没有成功。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ถ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ฦ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á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ใ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ฐ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认为ฦ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而眼前更为重要的是，立储一事绝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关系到เ文官们荣辱生死的现实问题：因为，凡是皇帝的继承权发生争执并通过一场残酷的冲突以后，胜利者登上皇帝ຓ的宝座，接着而来的就是指斥对方伪造先帝的旨意或是暴戾无道；因为九五之尊必有天命和道德做背景。如果不经过这一番๘左右舆论的工作，自己้的胜利就不能ม名正言顺。而他手下的拥戴者，也总是要请求新皇帝以各种凶狠的手段加之于他们的对方，才能ม顺逆分明；自己流芳百世，政敌则遗臭万年，各有分晓。这种情形，在本朝的历史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
第三个登上皇位的永乐皇帝，如所周知，是用武力夺取了侄子建文皇帝ຓ的江山。在起兵的时候，他就大肆制造了洪武皇帝ຓ本来要传位于他、建文皇帝只是矫诏嗣位的说法。功成之后，他又大批杀戮了拒绝拥戴他的廷臣和他们的家属。第六代正统皇帝，在和蒙古瓦剌部ຖ落作战的时候被对方俘虏。廷臣和皇太后商量之后，拥立他的异母弟登极，是为景泰皇帝，俾使瓦剌不能以当今天子被其拘禁而作为谈判的要挟。最后瓦剌由于无利ำ可图，只好把正统皇帝送回北京。一个ฐ国家不能同时存在两个皇帝，于是正统被称为太上皇，表面上在南宫优游岁月，实则乃系软禁。七年之后，拥戴太上皇的夺门复辟成功，改称天顺。功成之后，拥立景泰的臣僚受到เ了残酷的对待。被戮于西市的，就有功劳卓著的兵部尚书于谦。
15๓87๕年表面上平静无事，可是很多文官已经预感到如果皇储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历史的惨痛教训必然会在他们身上重演。今天无意中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将来都可以拿来当作犯罪的证据。就算他们谨慎小心，缄口不言，也可能日后被视为附逆，未必一定能明哲保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害怕这样的危险，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因此，除了接二连三地递上奏章以外，他们还刻印了富有煽๓动性的小册子和传单，闹得北京城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