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แ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身穿白色绸缎绣花旗袍的宋美龄嗔怪地对宋子文：‘大哥，你听他把话说完！’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เ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เ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า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赵四小姐生在香港，但她对香港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她年纪小，她只记得从她记事时起她们就家居天津了。是的，那时已๐是民国时代了，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的现象有了一些改变。但由á于帝ຓ国主义的不断侵略๓，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所以仍是一个“大6龙蛇起，江南风雨多”的年代。不过，那时天津倒还平静，这里在近代历史上虽然也是风云变幻，但与内地比，局势总还算稳定一些，加之ใ地处京华要津，水6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所以在此居住的达官显要颇多。赵四小姐的父亲虽不能说位极显赫，却也名声不小，所以家里人来客去的应酬颇多。不过，对这些赵四小姐从不过问，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和几个ฐ姐姐，都由他们照ั应，她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แ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ว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เ，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ฦ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ว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ม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ຓ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ใ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墓园在石山乡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ณ。此墓园始建于一九一六年，那是张作霖小有迹之ใ时。墓地共占地二十余亩。在墓园的西南方一座山上，有一方แ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石闪辉光。山的后面，有一座山尖，远望似猴，因而称作“猴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将其亡母灵柩由辽宁黑山县移葬于此，立为祖坟，以后依次埋葬了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九·一八”事变后，由张作霖的旧部（当时任黑龙江省伪省长的张景惠、伪6军部长、总理大臣张海鹏等人）操办，将张作霖的尸骨由á沈阳采林寺移葬锦县驿马坊与赵氏合葬。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ษ然加以制ๆ止才对。”
出不入兮往不反，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ใ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ว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ภ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แ袋算一个ฐ”、“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笔者赞同这个ฐ客观的分析。并认为ฦ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ຉ上就能实现，那ว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เ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ຖ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既ຂ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ม不在沉思中ณ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ณ，努力去追寻将军那早ຉ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ม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ย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ๆ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ไ了。1้９61年1้２月1２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ຖ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诗云：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2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๗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ณ的亲日派，并指出日本帝ຓ国主义แ欲吞并全中ณ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เ说，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他不愿打内战，为ฦ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ฦ那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都要听从中ณ央指挥；只能有一个中ณ心领袖掌握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ฦ蒋是从国家全局出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ฦ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ณ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é，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ฐ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๓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ฦ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ฐ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这个问题到เ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3由此可知，张学良这时对共产党的看法已有新า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很正确，但敌对情绪已๐明显减弱；特别是，他到国外考察了一段时间，视野毕竟是更加开阔了。当然这时还不可能那么เ纯粹，在他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矛盾，也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如由á于他曾访问过意大利ำ，就受到法西斯主义แ的影响，认为墨索ิ里尼还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极权主ว义，一呼百诺，很有气魄。认为“共产主义แ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แ能实现，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ທ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ฐ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ำ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④为了说明服从领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说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其他指头都得听大拇指指挥，离开它的指挥，就大为减色，许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认为ฦ凡事得有人作主，从这种意义上说，讲法西斯主义แ可以救中国，有什么不对，所以对于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之类的论调，他是欣赏的，甚至还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他这样做的目的，表示拥蒋固然是一个ฐ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ฦ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不过，这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全国的政治、军事也生了新的变化，张学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军的内部整训上，准备抗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西入川ษ、陕，根据地里留下的红军只有几千人，战事已趋缓和。他对剿共战事原本厌恶，现在无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机会训练部队，不料é让东北军西进的命令又下达了。原来，1้９３４年1o月，中央红军突围，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向西北进军。当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帮助，曾以重兵围堵，未能奏效。主ว力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ร东、程子华、刘ถ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ณ国革命的大本营。蒋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张学良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担负维持陕甘宁地区防务和“剿共”任务。
这副担子不轻松。如果说初ม开始对此他还感受不深，甚至有点麻痹轻敌之意，但经过几次战斗，他就觉得问题不是那么เ简单了。使他觉得有压力、并开始有些观望不前的，倒还不是集重任于一身，而在于这个没完没了的“剿共”。说实在的，让他抗日或维持治安，并担负一定的防务，他没说的，一定闻风而动。可定要打红军，他就有点犹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这一新的任命公布后，下面还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说，这次派东北军入陕进剿红军固然是一个目的，但借机削弱甚至消เ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ຖ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只要看一看蒋介石过去在排斥ม异己，如何将非嫡系的如孙连仲、公秉藩、张英、张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ຖ队，不声不响地一个个搞掉的情况，对此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但在那时，若认为有了这些想法，他就会公然抗命，拒绝入陕，那当然也是不现实的。对赴陕“剿共”他没有提出异议，还有另一种考虑，这就是他天真地认为，陕北红军人数少，武器装ณ备差，打也不难；从另方面看，陕西离东北近，一个新的抗日基地，一个打回老家去的巩固后防，却可很快建立起来，这不也是一桩好事吗？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又过于乐观了。由于东北军长途跋涉，在陕西人地生疏，与群众关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却跑到เ陕西打红军，老百姓不喜欢，因而消息不灵，满眼漆黑，处处被动。而红军呢，人数虽少，却与群众关系密切，所施ๅ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处处受到欢迎；他们消息灵通，如鱼得水，处处光明。以致尽管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备上都优于红军，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1้９３５年９月，在陕北甘泉的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一o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1o月，东北军一o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与红军交战，该师一个团被消เ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仗，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他那时是怀着不安和苦恼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临走前，他曾嘱咐部下，不要轻举ะ妄动，不能再前进。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ณ东北军一o九师又被全歼、并活捉师长牛元峰的消เ息。
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ฦ震怒，也甚不安。那时，他和杨虎城都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杨虎城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出路总是会有的。张颇็感动，他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不过，对于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牛元峰师的被歼，张学良仍然感到愤懑แ：“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忆录的作者，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ณ，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เ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ຖ今后行动方针ฤ，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å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⑤
严厉地训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寻求对策也好，这在那ว时实际是不可能收到เ什么显著效果的。严峻的现实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今后怎么เ办？东北军向何处去？
鉴于东北军的失败和极为不利的处境，人们也许会说，东北军不是很有名气的军队吗？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被红军消เ灭的刚好是原本就很差ๆ劲的军队吧，不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实际不然，这全是东北军中比较精锐的部队。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说起来左ุ一个“安内”，右一个“安内”，似乎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经受了这些严重的挫折，才使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剿”下去，红军消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中央”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o师番号，减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抚恤两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从另方面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红军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义务宣传者。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来的仇视和疑ທ惧心理逐渐消失，一种钦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的和平共处的景象。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ศ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南下到เ了上海ร，当了进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ว编。他思想进步，主ว张抗日，是个ฐ爱国主ว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ำ的，后因该刊â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ຓ》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物被封，人也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ฦ什么เ竟被判ศ了刑呢？原来，在他编的刊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เ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ฦ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况。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侮辱天皇”，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å重抗议。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竟由上海ร地方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个ฐ月的徒刑。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狱服刑。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ศ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แ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1o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
张学良与杜重远是老相识，早ຉ在杜重远在沈阳开设新式肇新窑业公司时，他们就认识了。张学良对他一向敬重，引为知己้。相见之后，二人就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是能ม打硬仗的有作战经验的部ຖ队，士气也高，应在抗日战场上挥作用；日寇虽猖狂，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气节；只有万众一心，坚决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兄弟只知阋墙而不知外御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险的，不仅谈不上什么光明的前途，还有灭亡的可能，这是毁灭之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แ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1９6o年在台湾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ณ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๔年1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