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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见到丰子恺先生,都是在他家弄堂口,中间相距20余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文人常谓“缘悭一面”,我倒是见了丰先生许多面,回想起来,缘分还真不浅。

50年代初,我在上海刚进初小。一天,我爬上窗台“望野眼”上海俗语“东张西望”之意,看到斜对马路“梵尔顿花园”后改名“长乐村”弄堂口走出来三四个人,家父叫我看其中一个长者,说:“那个留长须的就是有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当时丰先生年近花甲,腰板硬朗,风神清雅。过后,家父取出几幅丰先生的作品给我看,一边赞道:“寥寥数笔,非常传神,充满生活情趣”由丰子恺插图,他儿子丰华瞻教授翻译的《格林童话》,是我读的第一本童话书。从此我认识了画家丰子恺。

家父给我的第一本习字帖,封面就是丰子恺的笔墨,里面关于运笔技法的说明也是他所写的。他的画,他的字,风格独特,容易辨认。后来经过书摊,发现坊间各种字帖大多是由他编辑。从此我认识了书法家丰子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逐步又认识了音乐家丰子恺、文学家丰子恺、翻译家丰子恺和宗教家丰子恺。

丰子恺寓所二楼有个阳台间,朝南,冬暖夏凉,充他的书房。由于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他白天可以看到太阳,夜晚可以看到月亮,故而把书房取名为“日月楼”。欣喜之余并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之句。谁知杭州耆宿马一浮听说后,也吟一句凑成一副对联送给他:“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将那副对联一直挂在书房里,希望好光景如同日月一般久长。起初几年还真可以,有好几次“十一”庆典时,我在我家窗前看见丰子恺胸前佩着红丝带,精神矍铄地站在弄堂口,等汽车接去观礼。不料后来,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文化大革命”更闹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长乐村是“黑帮”指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之类集中地区,抄家时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日月楼”早已名存实亡了。当时我高中刚毕业,见此情景,不免替丰先生捏一把汗。

有一天下午,大概是1967年初春吧,我与同学吴君打丰子恺家门前经过,忽见廊檐下有一张刺眼的大字报,凑前一看,赫然三个大字:“认罪书”开头是这样写的:“本人姓丰名润,笔名子恺,男,年七十一,浙江石门湾人。”这种格式使人想起法院判决书,如今跟艺术家丰子恺联系起来,不免有点滑稽的意味。接下来历述自己的“罪状”:1956年发表《城中好高髻》一画恶毒讽刺党的领导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文代会发言中提到的那把剪冬青的大剪刀,是对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疯狂攻击;等等。最后用当时的俗套,自称“罪该万死”,“打倒丰子恺毛主席万岁”尽管类似的认罪书当时随处可见,但见到丰子恺的笔迹,却使我感到震动,替他难过。

我和吴君看完,生怕丰家有人出来撞见,便匆匆离去。以丰子恺写《缘缘堂随笔》和画《护生画集》那样的生花妙笔,竟用来写这种乌七八糟的认罪书,我俩一路之上感慨不已。有一个念头不时的浮上心头:丰先生的墨宝,求都求不到,何不把它揭下来收藏,日后不失为一件文物

第二天,我把这想法告诉吴君,吴君慨然表示愿意帮我把风。但我沉吟再三,认为不妥。倒不是我没有胆量;其实,在此以前,我和家兄就曾半夜三更到淮海路去,揭过上面印有北京红卫兵揪斗中央首长的大幅照片的告示,那风险无疑要大得多,我怕的是那样做会连累丰子恺。

第三天上午,阴雨刮风。我不放心,又过马路去看。只见风送斜雨打湿了“认罪书”的下半部,左上角已经脱胶,略呈下垂状。好天助我也看来我不去揭,风也是要去揭的。我在附近打了好几个来回,总觉得有人在注意我,没机会下手。看来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那天,我等待天黑的景况,形容起来,倒用得着李清照的字句:我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此时行人稀少,机会难得,我飞步下楼,撑着雨伞穿过马路。长乐村内暮色苍茫。走近看时不免有点忐忑。呜呼廊檐下空空如也,却不见那“认罪书”。莫非叫风给刮跑了我在邻近几家的门前找了一遍。完了,完了都怪我动作慢了一步,让风或别人捷足先登了,后来我梦中不止一次去揭那张纸。

最后一次见到丰子恺是1975年夏。丰子恺被几个人从弄内搀出来,扶上“黄鱼车”一种三轮运货车,显然是送去医院。多年不见,老先生已白发苍苍,显得形容憔悴。跟20年前参加“十一”庆典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对照,其实此时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韶光匆匆,弹指几十年过去了。“日月楼”早已易主。人来人往,景物依旧;岁月不驻,又见春风。有谁还记得这里曾经住过一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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