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斗来斗去，大家比赛着谁最厉害，谁最出格。现在的青年天天在设计着自己的“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
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แ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
一个让人听不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
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า的感性力量让人难
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
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份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ณ它作为山西的
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
，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消费，憨à厚的大寨人
没有怨言，他们无法想象除了反复折腾脚๐下的泥土外还有什么其他过日子的方式，
而对这些干燥灰黄的泥土又能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资格去轻薄地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
但是，当这个山村突然成了全国朝拜的对象，不远千里而来的参观学习队伍浩浩荡
荡地挤满山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在形式主义แ的大热闹背后去寻找某种深层的蕴
涵了。我觉得，大寨的走红，是因为它的生态方แ式不经意地碰撞到เ了当时不少人心
中一种微妙的尺度。大家并不喜欢贫困，却又十分担心富裕。大家花费几十年时间
参与过的那场社ุ会革命，是以改变贫困为号召的，改变贫困的革命方法是剥夺富裕
为了说明这种剥夺的合理性，又必须在逻辑上把富裕ษ和罪恶划ฐ上等号。结果，既ຂ要
改变贫困又不敢问津贫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ม，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别
，以整齐划一的艰苦劳动维持住整齐划一的艰苦生活。因为不存在富裕ษ，也就不存
在贫困的感受，与以前更贫困的日子相比还能获得某种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
灭了贫困；消เ灭了贫困又没有被富裕所腐蚀，不追求富裕却又想象着一个朦胧的远
景，这就是人们在这个ฐ山村中ณ找到的有推广价值的尺度。
当然，一种封闭环境里的心理感受，一种经过着力夸张的精神激情，毕竟无法
掩盖事实上的贫困。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们看到เ了一切，眼圈发红，半是感
动半是同情。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陪衬出来的
是一个同样的命题：感人的艰苦，惊人的贫困。直到今天，人们可以淡忘大寨，却
很难磨去这一有关山西的命题。
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大概ฐ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é的
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
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
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ฐ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ว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
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
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ຖ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
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ใ富，有许多天文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
省略๓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
；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
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ษ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
山西商业贸易的发达、豪富人家奢华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
生活水平，而那ว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当时山西城
镇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é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1้822年，
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ฐ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
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
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
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区的人民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
觉得内地只有两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一是江浙一带，那ว里的人民筋
骨柔弱，吃不消เ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ร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06页ษ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他们都会因“
海内最富”而不愿迁徙，龚自珍觉得天经地义แ。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见所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
事例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๓了。便如现在苏州ะ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
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