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史家之ใ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曾如此高度评价一部ຖ历史著作，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ຖ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ำ。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人物纪传的体裁，类似记叙文的方式忠实地叙述材料，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从某种意义แ上讲，《史记》不是原创性著作，而是司马迁所能ม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后世的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为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毋庸置疑ທ，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和他的《史记》是史学界ศ的一座丰碑。只是笔者深感遗憾ย的是：后世史学家却因循守旧ງ，固守陈规，全部照搬太史公的写史方式，始终未能ม跳出他的窠臼。中国有太多的司马迁，却很少有斯塔夫理阿诺斯。
在此我想举ะ个不太恰当的比方แ，在物理学上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光的波粒二象性”，即：光既有宏观的波动性又有微观的粒子性，微观的粒子作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宏观上却又遵循波的周期性和规律性。笔者以为历史亦是如此：从碎部看，是一个ฐ个ฐ孤立的人物事件，从整体看，又有迹可循。如果把历史比作物理领域里的光，司马迁该归于微观的粒子说代表。单纯的从微粒性来描述光，显然无法真正完整的描述光的本质；同样，仅仅从一个个孤立的人物事件角度来叙述历史，也是不能完整的来描述历史的。
事实上，这种以人物、事件为基本单元的编史方法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史料é而不对问题提出分析；过度执着于史料细节的考证，而忽视对制度变革和历史展轨迹的探究。纵观中ณ国史籍，很少有从制度上反思历史的，古代中国史学家大都相信“天命”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ຓ是天子，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的美德，施行仁政，就可以代表上天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因此，中国史学家虽然常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由á于个人认知和时代的局限性，总是认为根本原因是因为ฦ君主不够贤明，上天剥夺了他的统治资格。忽视对制ๆ度变革和历史展轨迹的探究的一重要原因是司马迁式编史方แ式的先天不足。比如当我们要向别ี人描述一座山时，如果仅仅是着眼于山上砂、石的数量，形状，大小，树木的种类，高矮等等这些细部特征，势必迷失其中，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山的高度，走势等宏观特征。当我们专注于某一片树叶时，就有可能对眼前的泰山视而不见。“微粒式”的编史方式在给后人留下海量的中国史籍的同时，也使后人淹没在史籍的海洋里而把握不到เ历史的脉络。
二．“微粒式”的编史方式不可避免的存在突出，夸大“粒子”——即个人的作用，特别是夸大君主的作用，给人以一种帝ຓ王或英雄改变了历史进程的表象。君主贤明，则国家兴盛，君主ว无道，则国家衰败。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史学家们对这些“精英粒子”钟็爱有加，总是浓墨重彩，不遗余力的描述。于是有人愤言：“一部ຖ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帝王家谱史。”有人笑谈：“看中国历史，能ม知道哪位皇帝什么时辰宠幸了哪位妃嫔，什么时辰出生了哪位皇子，甚至，什么时辰上了个厕所都清楚。”言语虽有夸张，但不难看出古代中ณ国历史研究是以君主为ฦ中心的。君主的对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从微观世界看粒子，在作剧烈的无规则运动，可从宏观来看表现的相对静止，这是因为ฦ单个粒子运动的无规则性，方แ向的不确定性，那么大量的粒子运动的结果就是相互抵消，表现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历史上有明君，有昏君，君主个人的决策也是有对有错，从概ฐ率学来讲，明君和昏君，决策的对与错，可以说是各占半数，那么平均下来，作用就是零了。君主也许能决定战局一时的胜负，国家一时的兴衰，朝代的改名换姓。但不能ม从根本上推动历史的进程——即国家制度的进步。我始终相信：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展，制度的进步，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响声，远远大于罗斯福总统演说时的声音。
三、这种以人物、事件为基本单元的编史方法也不可避免的给人留下“权术和阴谋”改变历史的错觉，而忽视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才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器。的确，“权术和阴谋”有时能ม改变一时的局势，比如，战争一时的胜负，朝廷的更替等。但绝对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中ณ国的史学家对历史上“权术和阴谋”的研究近乎狂热，对技术的明和革命的影响则ท是有意无意的忽视，对寡头统治顶礼膜拜，对鲁班、华佗式的人物则是骨子里的轻蔑。现在的中国人对阿基米德、高斯ั、伽利略๓等西方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耳熟ງ能ม详，却鲜有人知道：贾宪、秦九韶、刘ถ益、李冶、杨辉、方แ以智、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朱载堉、李之藻、王征这些我们自己的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这是我们历史教育的悲哀！
应当感谢中国古代的史学家，他们为ฦ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粒子数据”，因为任何宏观的、整体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微观的、个体的数据基础上的，古代史学家已๐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古人受限于个人认知和时代的局限性，不能从整体的社会环境，国家制ๆ度上来描述历史走向和趋势。那么我们当今的史学界专家学者，就不应该仍然一味的循着古人的足迹来按图索骥，以考证汪洋大海ร般的史籍中ณ的某一个细节的真伪为ฦ己任。
当有人热衷于考证嬴政、乾隆的血统时，当有人遍翻和珅家谱时，当有人孜孜以求袁世凯乃“共和之父”时，当有人津津乐่道于宫廷的风流轶事，勾心斗ç角时，我希望能ม有更多的历史爱好者，业余者，能把目光投向历史本质，历史展的轨迹上。中国并不缺少“图书馆”式的历史专家，缺少的是能够以全新的、空中俯瞰的视角来勾勒历史轨迹的历史学者。
期望中国在拥有很多的司马迁的同时，能拥有更多的斯ั塔夫理阿诺斯ั。这是我写本书——《另一只眼看中ณ国史》的初ม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