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感到เ轻松多了。车上的热风一个劲儿地吹着。
谁也不会料到一次打击毒品交易的活动失利，一名警察被打伤，一辆毒品贩子的豹牌汽车正全由十八大街上驰来，我在新汉普郡大街时正是绿灯，可是那帮打死警察的家伙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那辆豹牌车在我左边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汽车保护气袋一下子冲着我的脸炸开。
“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
“这一直是个问题，因为要准确统计可不容易。总不会少于一万人吧。”
约翰·格里森姆一九五五年出生于阿肯色州的琼斯帕勒，其父是个建筑工人，家境清贫，并因父亲职业的缘故，生活漂泊不定。他热爱生活，对贫穷的人们富有同情心，也了解他们的疾苦，这一点在他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十二岁时，随父母举家迁往密西西比州绍瑟文。从那时起，他就喜欢读文学作品，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的作品，并显露出他写作的才华。但他当时并没有成为作家的打算，而是在中学毕业后考入窃西西比大学主修会计专业，打算成为一名税务员，后来感到税法复杂多变，不是自己้的所长。他所长的是思路敏捷，能言善辩，于是改学法律，在一九八一年通过律师考试，获得开业资格，成了一名刑法律师。在律师生涯的九年中他接触了上上下下，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使他对美国的法律也有了本质上的认识，这对他后来成为作家是十分重要的。他的这些着作几乎都以法律活动为背景，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有庭外的明争暗斗等生动的描述，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所以，人们称他是法律作家，他的这些都是以揭露美国社会的黑暗、法律界ศ的内幕、上层统治者的腐败为ฦ主，也展示了在美国繁荣外表下，广大下层人民的疾苦，还有无数的无家可归者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又在法律的“逼迫”下一步步走向深渊，越陷越深，最终无力自拔。格里森姆对前者充满愤恨和鄙视，对后者充满了同情。总的来说，他的基调是惩恶扬善，伸张正义，抨击社ุ会，同情弱者。格里森姆的不仅是以法律活动为背景，更主要的是对美国法律的剖析，指出这种貌似公正的法律实际上是富人们制定的，是保护他们的利ำ益的，而这些法律中有许多条文就是逼迫穷人去犯法的。穷人们告贷无门，只能每况愈下，最后与罪犯为伍。这使我们想起以前英语课本中的《金喇叭》这个小故事，只有富人才能拥有金喇叭，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金喇叭来定的。穷人已被赶到了法律的边缘地带，只要有一点闪失，就会跌到犯罪的深渊，沦为罪人。对于这样一个过程，《贫民律师》一书作了精辟的描写。
格里森姆的不同于他人之处在于以情节取胜，但情节又不十分复杂，线条明快，主副线分明，可读性很强，十分吸引人，有股一经翻开便让你难以释手的力量。他不在技巧雕琢上下工夫，语言朴实，简练，极少铺陈，更无大段的角色形象的刻划，心理以及景物的描写。但他绝不媚俗，语言干净，没有性和暴力的露骨描写，他说过，他不愿让尚健在的母亲读了他的作品而感到羞愧，也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感到难堪。
“他们逮捕他们吗？”
“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愚蠢的政策。把一个露宿街头的人，送进避难所或其他什么地方，让他们干活挣最低的工ื资，让他尽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后又逮捕他，就是因为他在桥下栖身。他并不想在桥下睡觉，但人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啊。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市政会那帮人自作聪明地把无家可归定为是犯罪行为。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从监狱中出来，然后再付三十美元作为罚金，这些人衣袋里本来就没有几个钱。这又让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罚钱，再受惩罚，这只能让他看到他想找个ฐ去处的方式是个错误。我们许多城市都不许他们呆在大街上。”
“在监狱里是不是会好些呢？”
“最近你去过监狱吗？”
“没有。”
“千万别去，警察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简直不像话，尤其是对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刑é事司法系统本来就够吓人的，再加上对无家可归者的虐待就更让人受不了。最蠢的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所花的钱要比给他们盖个ฐ收容所，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这些才是长远效益，而且当然也更有意义。这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包括逮捕和审讯等程序所花的费用。大多数的城市都亏了大本，特别是特区，所以他们就关闭了避难所。记住，他们是在把无家可归者变成罪犯，然后再浪ฐ费他们的金钱。”
“看来该提起诉讼了。”我说道，尽管我根本不需要给他打气。
“我们都疯了似的控诉，全国的律师们都强烈反对这些法律，该死的市政会在法律上花的费用比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避难所的钱多得多。你还得爱这个国家。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让人们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们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这又让那些敏感的纽约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选举了某些人，这些人就承诺把街道变得干净一些，而且让他的市政会通过使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