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后，满清政府迫于洋务的需要，从咸丰十年一八六○年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开始，到了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因总理衙门的请求，为了翻译外国语文和熟悉洋务的需要，于京师北京设立“同文馆”。但是当时“同文馆”招收生徒，指定专用正途的科甲â人员。除了学习外国语文以外，第二年，又增设学习西洋的天文、算学。可是当时朝野的保守派，对于“同文馆”的设置，力持反对的阻力也相当的大。
到เ了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开始派遣知县斌椿率领ๆ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那时所谓的官生，大都从“同文馆”出身。在这个时期，由á左宗棠动船政之议，由沈葆桢负责办理造船工作，有关造船的技术职业教育，已经在半洋半旧的方式下开始了。
我们的传统，遵照《礼记》的精神，童子六岁入小学，每个人到เ了六岁以上，便应该开始读书识字，但是在过去农业社会的乡村或城市中ณ，国民经济与风俗习惯，并不能做到人人都在六岁的时候，便可读书受教育。第一，并无公家设立的学校，全靠大家凑足人数和财力，专请一位老师设立一个ฐ“蒙馆”——等于现在的小学和幼稚园的“家塾”，真不容易办。第二，一般乡村情形，并不都像孟子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ใ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事实上，却是“加之以师旅๓，因之以饥馑”、“老弱转乎沟洫，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便是满清末代的大体现象。所以农村子弟，至于比较生活安定的，也大都是“儿童未解供耕织，也旁桑阴学种瓜”。读书、考功名、做官，那是某一些人专有的职业，一般人们，好像本来就不存非分之想似的。
如果有了适当的“家塾”，一个ฐ子弟开始进入学馆去“启蒙”求学时，那ว真如办一件相当慎重的大事似的。当然那时只限于男ç孩而言，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稍能注重子弟入学的家庭，在开始上学的一天，便先要他跪拜了祖宗的灵位，背着书包，由大人陪送他去入学。到了“学塾”里，先要跪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圣像或神位以后，然后再拜老师。安好桌位，才由á老师慢慢地开始教授读书和写字。距今三十年前，我们对于老师，都是尊称为“先生”，或者在先生之ใ上，加上一个姓氏。至少，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称教学的“先生”叫老师的。一般学生抑或学手工艺的学徒，都称老师叫“师傅”。只有民间社会，对一般工匠叫“老司”或“老师”。我所知道在江南一带，大致相同。现在时代的风气变了，在这二、三十年来，叫“老师”做“先生”的，却认为是不礼貌。由此可知是非礼ึ义的标准，完全是因时因地的人为而定，哪里会有一仍不变的绝对规范呢？
1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记载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马上而得之ใ。”后世都把他引为笑谈，认为汉高祖没有受过读书的教育，因此而轻视知识分子，骂儒生们为“竖儒”。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已种因于秦并六国以后，自秦始皇、李斯与儒生们当时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种知识分子的统称彼此不能合作，即造成学术思想的真空现象，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耻笑汉高祖的不学无术。同时，自汉初ม接受叔孙通等的制体定制度开始，所谓当时的儒生如叔孙通等人，虽然依附汉高祖而攀龙附凤，等待引用，但对于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经义，并无高深造诣。大家只要研究《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等有关传记，便可明白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也止于取悦人主，谋一身爵禄的荣显，并无什么传道授业的大志。他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学术思想，早ຉ已大相迳庭了。
2๐望子成龙岂如人意
此外，遗传的作用，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忽略๓的事实是，它有承受传统遗传与反承受传统遗传的两种作用。1所谓承受传统遗传：这便是说某一个人，他的父母是纯良老实或者刁钻古怪的人，而所生的子女，也是纯良老实，或者刁钻古怪。2所谓反承受传统的遗传：这便是说某一个人，他的父母是纯良老实，但所生的子女，却很刁钻古怪。他的父母是慷慨好义，而所生的子女，却是悭吝自私。或者介乎两ä者之间，具有双重性格的个性。相对地，某一个ฐ人的父母是刁钻古怪，所生的子女，却很老成持重。这种现象便是反承受传统遗传的作用。他的父母是满腹经纶，所生的子女，可能是冥顽不灵。因此中国古史上的有名的唐尧是圣人，但是他所生的儿子丹ล朱，却是一个ฐ不肖之子；瞽叟不是好人，他的妻子也很坏，但是他们所生的儿子虞舜，却是圣人。有些忠厚老实之ใ家，反出败子。有些不善良的父母，反而生出大好人的儿子。这就是说，在某一父母的心理潜能里，他有善良的一面，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例如一个老实人，处处肯吃亏，可是这种肯吃亏老实的行为，是压制内心的反抗，无可奈何而变成的老实表现。实际上，他的内心并不宁谧，虽然压制心理思想而表示为老实吃亏的外表行为，但仍不能平静内心，含蓄有极端的愤怒和愠怨的嗔恨。因此，便形成更代遗传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