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优点，但往往同时也是缺点。因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执己见。他们总以为既然自己是“忠”则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为公”则ท别人（持不同政见者）一定是“一心为私”这又哪里听得进不同意见？如果不能ม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又岂能做出的正确判断ษ和决策？结果是，一旦他们做出某种决定，便一定自以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为ฦ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决定是为公的，不是为私的。处以公心，就无所畏惧。无私者无畏嘛！
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是有所畏惧的好。有所畏惧，谋划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计虑才周密。尤其是削藩这样风险极大的事，绝非凭着书生意气就可以进行的。书生意气只能属于书生，不能属于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意气用事。政治家当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ງ虑，要把来龙去脉ำ和利ำ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做好最坏的打算，才能下决心。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ภ危不惧，镇定自若，不能自乱阵脚，更不能临阵脱逃。第三，对于已๐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解决，而且是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ใ图”可惜的是，这三条，晁错一条也做不到。
就说“言守边备塞”所谓“守边”当时指防御匈奴。作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一向是“中国”的大患。用晁错的话说，就是“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ท小利ำ，大入则ท大利”这实在让人恼火。所以晁错也主张对匈奴用兵，还比较了匈奴与“中国”的长短优劣，得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ใ长技五”的结论。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所谓“中国”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ณ国”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当时的“中ณ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古人认为，天下五方，东西南北中。中ณ央居住华夏民族，四方居住其他民族。其中，住在东方แ的叫做“夷”住在南方的叫做“蛮”住在西方แ的叫做“戎”住在北方的叫做“狄”华夏民族既然住在中央，当然是“中ณ国”“中ณ国”之“长技”既然多于匈奴，当然可以战而胜之。因此，晁错主张，用“以一击十之术”“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对于这个“纸上谈兵”的建议，文帝表示嘉许，但并未当真采纳。于是晁错又提出新า的建议，这就是《论守边疏》的内容。
这当然也不是一点依据都没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邓公，就说过“吴王为反数十年矣”的话。吴王自己，也说他“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但这也只是一说，而且都是事后说的。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史记》、《汉书》都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或者“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欲发谋举事”即都认为吴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至于晁错弹劾楚王和胶ด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后丧期乱搞女人，胶ด西王卖了官爵，也都不能说是“罪大恶极”当然，晁错是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ຖ长），弹劾这些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为削藩的理由á，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过，吴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来不反；刘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儿子孙子不反。曹操没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侧”当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能ม据此反推刘濞或他的儿子孙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诸侯坐大，对于皇权确实是威胁，曹丕和朱棣就是证明。所以，站在帝国的立场，削藩确实是对的。如果任由诸侯拥兵自重，造反的事就迟早会要发生。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的深谋远虑。
最常规的是“正说”比如《三国志》和《大唐西域记》；最流行的是“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三国演义แ》是“戏说”吗？是。因为它不但“演义”（发挥），而且“演变”（篡改）。就算它态度严肃，不是“戏说”也有歪曲编造成分，是“正说”加“歪说”甚至“胡说”不过《三国演义》还只是“走调”《西游记》就“离谱”只好称之为“大话”我们现在都知道《大话西游》“大话”了《西游记》，很少有人想到เ《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但《西游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ฦ谁都知道那是神话。《三国演义》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把它当作历史来看，甚至以为那就是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演义แ》是不叫《大话三国》的《大话三国》。
看来，家言是靠不住的，比较靠得住的是历史家言。《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那么เ高，就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历史的真相，尽管所谓“正史”也难免事实加传言。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ใ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