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๗49年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两ä路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虎城一家都十分高兴，满怀希望能够被释放。回想自己为了要求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扣押了蒋半个月，结果被蒋囚禁了8年之久，杨虎城悲愤万分。不料，19๗4๒6年杨虎城一家又被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继续监禁。在那里，特务队长龚国彦向前来视察的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汇报，杨虎城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很愤慨。抗战胜利两年后，谢葆真因遭受长期迫害，精神恍惚，含恨辞世。从此，杨虎城天天以她的骨灰为伴，直至自己被害。
二
狱中去世
1964๒年，我们在北京的1o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着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เ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3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我们3人上午向他们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争取早日特赦，下午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ณ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的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ä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เ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แ，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å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告诉了他。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敌情报告，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最受人重视。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是报上没有表过的
在徐远举的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达13o多人，其中除2o余人释放与脱险外，绝大多数被分批杀害了。
特区区长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来可能比较生疏。如果说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其实，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不过，《红岩》中ณ的徐鹏飞，与真的徐远举是有不少出入的。因为那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资料é或传记文学，所以允许作者加以创น造。
我在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起辛亥革命的故事，清朝在覆灭前夕，人心思变，到处是革命的火焰，清朝政府想以白色恐怖来维持其反动统治，在各地捕杀革命党人，破获革命机关，以图垂死挣扎。国民党当局这时的做法比那时更为疯狂
1９４８年３月的一天，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打电å话叫我去，一进门就训。他先把一封信交给我看，内有一份《挺进报》和给他的一封警告信，然后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还未到时候，共产党就搞到เ我的头上来了，在重庆这样嚣张还得了，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务必破案！”说着提笔就给我写了一个限期破案的严厉手令。
那天正值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务的重要头目都参加了。出席会议的有重庆警备司令萧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长赵冠光、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和我。朱绍良在会上大脾气，责令军警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不要以为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就平安无事了。当时，大家面面相觑，无计可施ๅ。我暗暗着急，又暗中冷笑，以为这个“祸事”，大家都落一点嘛，不光把责任放在我个人身上。这是我的血手插进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开始
一是杨大的邻居胡德清报告：有一天，杨大之妻田德俊掰包谷吃，被杨大痛骂后，两ä人生争吵。田德俊说：“你凶啥、你恶啥，把你的历史背一下。人民政府到处都在捉特务，你敢不敢到乡上去交代？”结果，杨大一下子就蔫了
蒋介石一直固执地认为ฦ，“西安事变”的动，主要责任是杨虎城和共产党，至于张学良，则ท是“少不更事，误入歧途，受了别人蒙骗和蛊惑”。换言之，在蒋介石心中，杨虎城是“元凶”，他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碍于内外舆论，始终不敢下手而已。
1้937年1้1月3๑o日，杨虎城从欧洲回国，乘飞机取道香港返回大6，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不料他一回到国内，就被蒋介石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