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布置安排杀害杨虎城全家及其秘书宋绮云一家
协助徐远举参与布置重庆大破坏与大屠杀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ฐ小组，但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เ3๑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ณ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ม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ะ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ฐ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ฐ“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我本打算让他们两人把一切误会都摆在桌面上来谈，我好向毛人凤去复命，没想到เ这些人都是阴一套阳一套，真正到了应当摆出来的时候，嘴上却一个劲地敷衍着。徐看不起周是凭江山人的关系爬上来的，而周则自命是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看不起别人。谈了半天，都不着边际。最后，我不得不说出是毛人凤得到各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决定要我来调停的，周养浩算是比较痛快，也只是说《挺进报》事件，完全是徐远举一手包办，他问都不能问。徐本来是急性子，但当着我的面不好吵，只说因为从去年开始他就一直亲自在抓，很多事只是收尾，所以没能仔细和周详谈，以后有时间，一定让周把全案的过程看一遍，有不够的地方再补充。周也同意。就这样，他们算是把误会解开，我也算完成了任务。
徐远举少年得志，相当骄傲。自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四川一军阀请他吃饭，他刚ธ一坐下，客人还没到齐，便先到เ桌上吃冷菜，一个1o来岁的小孩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他一听，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气冲冲地跳上车，主人赶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抬，便开车走了。这件事当时在重庆传为笑谈，他自己还很得意。我为此事曾劝过他，切不可这样粗鲁，会得罪人。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但停了一会又补上一句：“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许多人说这种人是‘水精猴子’一点也不错，你和他们往来也得小心点。”
大约过了1o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๐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เ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เ。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ะ，反而认为ฦ他与四川旧ງ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ฦ川康区代区长
选自《中ณ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54o—553页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๗6年版
四、我不大同意毛人凤的战线潜伏布置。我认为单一潜伏布置没有用。在共产党严密组织之下，在解放了的城市不能立足，必须与游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