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เ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ใ一。我和两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เ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ธ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ฦ我顶ะ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แ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ม蹭干净。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เ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ว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ฐ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
对班主任老师尖酸刻薄的训斥，我只有含侮忍辱而已。
我两眼涌ไ出泪水，转身就走。
这一幕却被语文老师看到เ了。
她说：“梁绍生，你别走，跟我来。”扯住我的一只手，将我带到教员室。
她让我放下书包，坐在一把椅子上，又说：“你的头也够长了，该理一理了，我给你理吧！”说着就离开了办公室。
学校后勤科有一套理工具，是专为男ç教师们互相理用的。我知道她准是取那ว套理工具去了。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我是全班唯一的一个ฐ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你是免费生，你对得起党吗？”哪怕无意识地犯了算不得什么错误的错误，我也会遭到班主任老师这一类冷言冷语的训斥。我早ຉ听够了！
语文老师走出教员室，我便拿起书包逃离了学校。
我一直跑出校园，跑着回家。
“梁绍生，你别跑，别ี跑呀！小心被汽车撞了呀！”
我听到เ了语文老师的呼喊。她追出了校园，在人行道上跑着追我。
我还是跑。她紧追。
“梁绍生，你别ี跑了，你要把老师累坏呀！”
我终于不忍心地站住了。
她跑到我跟前，已气喘吁吁。
她说：“你不想上学啦？”
我说：“是的。”
她说：“你才小学四年级，学这点文化将来够干什么用？”
我说：“我宁肯和我爸爸一样将来靠力气吃饭，也不在学校里忍受委屈了！”
她说：“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将来也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我说：“那我就当一个不好的工人！”
她说：“那ว你将来就会恨你的母校，恨母校所有的老师，尤其会恨我。因为我没能ม规劝你继续上学！”
我说：“我不会恨您的。”
她说：“那我自己也不会原谅我自己้！”
我满心间自卑、委屈、羞耻和不平，哇的一声哭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低声说；“别ี哭，跟老师回学校吧。啊？我知道你们家里生活很穷困，这不是你的过错，没有什么值得自卑和羞耻的。你要使同学们看得起你，每一位老师都喜爱你，今后就得努力学习才是啊！”
我只好顺ิ从地跟她回到เ了学校。
如今想起这件事，我仍觉后怕。没有我这位小学语文老师，依着我从父亲的秉性中继承下来的那ว种九头牛拉不动的倔犟劲儿，很可能ม连我母亲也奈何不得我，当真从小学四年级就弃学了。那么今天我既ຂ不可能成为作家，也必然像我的那位小学语文老师说的那样——当不了一个好工人。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味着童年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เ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我现自己也具有讲故事的“才能”，是在小学二年级。认识字了，语文课本成了我最早阅读的书籍，新课本下来未过多久，我就先自通读一遍了。当时课文中的生字，标有拼音，读起来并不难。
一天，我坐在教室外的楼梯台阶上正聚精会神地看语文课本，教语文课的女老师走上楼，好奇地问：“你在看什么书？”
我立刻站起，规规矩矩地回答：“语文课本。”
老师又问：“哪一课？”
我说：“下堂您要讲的新课——小山羊看家。”
“这篇课文你觉得有意思吗？”
“有意思。”
“看过几遍了？”
“两遍。”
“能讲下来吗？”
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能。”
上课后，老师把我叫起，对同学们说：“这一堂讲第六课——小山羊看家。下面请梁绍生同学先把这一篇课文讲述给我们听。”
我的名字本叫梁绍生，梁晓声是我在“文革”中ณ自己改的名字。文革中兴起过一阵改名的时髦风。我在一张辞去班级“勤务员”职务的声明中ณ次署了现在的名字——梁晓声。
我被老师叫起后，开始有些慌，半天不敢开口。
老师鼓励我：“别ี紧张，能讲述到เ哪里，就讲述到哪里。”
我在老师的鼓励下，终于开口讲了：“山羊妈妈有四个孩子，一天，山羊的妈妈要离开家……”
当我讲完后，老师说：“你讲得很好，坐下吧！”看得出，老师心里很高兴。
全班同学都很惊异，对我十分羡慕。
一个ฐ穷困人家的孩子，他没有任何值得自我炫耀的地方，当他的某一方面“才能ม”当众得以显示ิ，并且被羡慕，并且受到夸奖，他心里自然充满骄傲。
以后，语文老师每讲新า课，总是提前几天告诉我，嘱我认真阅读，到เ讲那ว一堂新า课时，照例先把我叫起，让我先讲述给同学们听。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位主张教学方法灵活的老师。她需要我这样一名学生，喜爱我这样一名学生。因为我的存在，使她在我们这个班讲的语文课生动活泼了许多。而我也同样需要这样一位老师。因为ฦ是她给予了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显示ิ自己讲故事“才能”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当时对我是重要的，使我幼小的意识中也有一种骄傲存在着，满足着我匮乏็的虚荣心。后来，老师的这一语文教学方法，在全校推广了开来，引起区和市教育局领导同志的兴趣，先后到เ我们班听过课。从小学二年级至小学六年级，我和我的语文老师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她喜爱我，我尊敬她。小学毕业后，我还回母校看望过她几次。“文革”开始，她因是市的教育标兵，受到เ了批斗。记得有一次我回母校去看她，她刚刚ธ被批斗完，握着扫帚扫校园，剃๙了“鬼头”，脸上的墨迹也不许她洗去。
我见她那样子，很难过，流泪了。
她问：“梁绍生，你还认为我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回答：“是的，您在我心中ณ永远是一位好老师。”
她惨然地苦笑了，说：“有你这样一个学生，有你这样一句话，我挨批挨斗也心甘情愿了！走吧，以后别再来看老师了，记住老师曾多么เ喜爱你就行！”
那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不久，她跳楼自杀了。
她不但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还是我小学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她在同学们中ณ组织起了全市小学校的第一个“故事小组”和第一个“小记者委员会”。我小学时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除了语文成绩较好，算术、音乐่、体育都仅是个“中等”生，直到เ五年级才入队。还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有幸戴上了红领巾。也是在我这位语文老师的力争下才成为“故事小组”和“小记者委员会”的成员。对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很有意见，认为ฦ她所偏爱的是一个ฐ坏学生。我逃学并非因为我不爱学习。那时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去了，哥哥已๐上中学，是校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也跟母亲一样，早晨离家，晚上才归，全日制，就苦了我。家里还有两个弟弟一个ฐ妹妹。我得给他们做饭吃，收拾屋子和担水，他们还常常哭着哀求我在家陪他们。将六岁、四岁、二岁的小弟小妹撇在家里，我常常于心不忍，便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班主ว任老师从来也没有到我家进行过家访，因而不体谅我也就情有可原，认为我是一个坏学生更理所当然。班主ว任老师不喜欢我，还因为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一向很不体面，不是过于肥大就是过于短小，不仅破，而且脏，衣襟几乎天天带着锅底灰和做饭时弄上的油污。在小学没有一个ฐ和我要好过的同学。
语文老师是我小学时期在学校里的唯一的一个朋友。
我至今不忘她。永远都难忘。
不仅因为她是我小学时期唯一关心过我喜爱过我的一位老师，不仅因为她给予了我唯一的竖立起自豪感的机会和方式，还因她将我向文学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由听故事到讲故事。
语文老师牵着我的手，重新า把我带回了学校，重新带到教员室，让我重新า坐在那ว把椅子上，开始给我理。
语文教员室里的几位老师百思不得其解地望着她。
一位男ç老师对她说：“你何苦呢？你又不是他的班主任。曲老师因为这个学生都对你有意见了，你一点不知道？”
她笑笑，什么也未回答。
她一会儿用剪刀剪ຘ，一会儿用推子推，将我的头剪剪推推摆弄了半天，总算“大功告成”。
她歉意地说：“老师没理过，手太笨，使不好推子也使不好剪ຘ刀，大冬天的给你理了个小平头，你可别生老师的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