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和我一样，是个ฐ“主题先行”者，这也常常被人诟病。其实“主ว题先行”与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都能出好作品。具有使命感，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的艺术家，其感觉总是引导他不由己地就选择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有关的题材，即通常所谓的“重大题材”当然“重大题材”并非写“大人物”或大场面，鸦片战争是重大题材，在农村老汉和一条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所以，这类艺术家的“主ว题先行”与“文革”提倡的“主题先行”完全是两码事，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跟着感觉走”谢晋在他从影5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在《拉贝日记》之后，他一定要拍一部ຖ反映“文革”的电影出来。他这艺术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เ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与狗》的电影的原因。“文革”应该是中国电影一个ฐ挖掘不尽的题材，遗憾ย的是这类成功的中国故事片可说一部ຖ也没有，以致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这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毫无印象。我以为这简直是中国艺术家的失职。张艺谋拍了很多被人叫好的影片。我问过周围的人，几乎都说最喜欢的却是他的《活着》（从盗版的光碟看到的）。为什么เ？这说明人们还是喜欢“重大题材”如连续放映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从题材到题材产生的环境，都能与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钩来。谢晋的电影不仅有“气”、有“神”还有对民族命运的深沉的关怀。
“下海”“下海”！很多所调的文化人一下到商海便会灭顶，对此我已深有体会。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虽是一瞥，而对人来说却是一个ฐ决定性的塑造过程。中国的文化人不同于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不管如何清贫，他们总是在行政或事业单位里过着有保障的生活。这样，在漫长的四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已经蜕变、或说是被塑造成了家兔，至少是获得了家兔的某种特征。
我们，文化型商人，也和前期闯荡市场的那些小商小贩一样，几乎两手空空。他们凭借勇气和胆量，而我们却拥有中国大多数人没有的高智商、丰ถ富的知识、社会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关系。
你说：“我们文学的现状，比起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来步子显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何以会产生和经济改革的顺差ๆ和相悖的反差？”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
我写着写着就扯到เ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แ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ฐ，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创น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蹦出来的。
1994๒。12。11。
1986。8。1้5。
然而，他们的民主也正寓含于其中ณ。在西方国家，只要是一个“纳税人”他便敢于批评任何一级官员，包括总统；他便有权要求任何一级政府为他做抓猫捉狗、四处去寻找他丢失的宠物这类杂事，政府官员抓不到或抓得慢一点，他还会去法院控告官员。
西北，是中国两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ร。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ใ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ฦ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ว要的中ณ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中国文学现在已๐进入一个ฐ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ว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ฦ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๐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操。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เ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影视城。1994๒年，党中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๗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ำ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ฦ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๗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ฐ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ກ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ฐ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ธ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ฐ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å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๑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ณ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ร”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ณ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用它们的权利ำ。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å视拍摄后留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๓游。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ฦ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ຕ组提供水、电å、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é，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ฦ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ຖ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๒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ฦ、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๐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ฐ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ม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å。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操，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