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很荒唐。为了一个“未解忆长安”的小儿女的生日，就推迟了向老前辈和同志们学习的机会，没有表现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然而，在我，这个ฐ日子却是有纪念意义的。我不敢如鲁迅所说：“怜于未必不丈夫”自以为尚有大丈夫气概，只不过是因为我搞专业创作，几乎是与我儿子出世同时开始的。
我只希望日本的读者读了找的小说．放下书来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你的心里增加了一些什么，但这又不单纯地是对中国人有所了解，而是对整个人生有一种体会。
请别以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障碍前面积蓄力量。我们积蓄的力量正在坚硬的外壳里回旋激荡。徘徊其实是进步的一种形式，因为毕竟不是静止不动。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肯定还会遇到风雨。但是，中国民间传说中那位神通广大、变化无穷的孙猴子，正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从一块巨大的顽石中ณ蹦出来的。
然而，不但我几种版本的选集都能卖得出去，竟还有人盗版，证明读者还没有忘记我，或新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仍对我的作品有一定兴趣。这又说明我的“政治小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一点文学性。我想，这大概ฐ也是由我的性格和人生态度所决定。我把文学创น作当做参与社ุ会活动，便真正发挥了语言的基质——用有意义的工具做有意义的事情——因而它就比任何玩弄语言以逃避现实的猜谜游戏式的作品具有生命力。而政治对于人最大的影响，无过于灵与肉、生与死。这样，我写政治其实就一下子触到了文学的根本，人最关心的终极价值。
198๖6。8。15。
又譬如，我们在永宁望远还办了个生产天门冬铵酸、丙铵酸及其系列副产品的工厂，名曰“辉煌生物化学制ๆ品公司”产品是属于高科技的新า产品，按规定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享受免税，我们原以为申ã请免税一定会被税务人员刁难。但也非一般人的想象，税务人员很理解高新科技产品对偏远地区的宁夏经济的重要性。
“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臭虫”
如果我们熟悉查舜生长的土壤，我们便能知道他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勇敢地迈出的这第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宁夏回族自治区沿黄河展开的平原，即地理学上称之为“河套”的，是一片美丽ษ富饶的土地。这里生活着四百万回汉族人民，一个ฐ文学家艺术家也许会在这里发现许多动人的故事，但就其成长来说，这却是一个令人感到เ寂寞的地方。这里缺少思想与思想的化合和心灵与心灵的碰撞；具有艺术才华和勤于追求的人，经常会像孤独的分子游离在凝重的物质之外。灵感的火花仅仅是靠与凝滞的生活摩擦，而你必须立即把握住，这既要凭你的经验和艺术感觉，还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力来突破这狭小的空间。
西北，是中国两条大河的发源地。两河文化从源头开始，才顺水流向中原，流向沿海。现在我们屡屡引以自豪的汉唐魏晋文明，无不以陕西甘肃为中心。当初的丝绸之ใ路绝不像今天这样荒凉，当我们观赏敦煌石窟艺术和秦陵出土的铜车兵马俑时，莫不拜服在古代人高度的艺术创造力面前。这一带是水的上游，中国文化的上游，也是中国人智慧的上游。而曾几何时，上游衰落了。与文化和智慧的衰落同步的，恰恰是林木的衰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林木的衰落致使文化和智慧的衰落。
现代文学作品，从封面看出，倒是港台翻译出版的比我们翻译出版的多。这且不去说它，使我们大为ฦ惊愕的是，姚文元的一本什么เ文学评论集，还当做主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陈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这本书有三百多页，开本较我国一般的三十二开本大；我翻了一下，是一本打字本，不是印刷本。也不知译者是谁，但那封面却是印刷的，可能是哪一所大学自印的参考书。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ฐ党员，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ฦ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个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ฐ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ต于现实主义作家之末。而现实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เ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ม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ศ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ว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吧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ว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ฦ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แ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เ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ຂ受到เ了正面教育，也受到เ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1。3๑夜